知识分子的偏见

重木

在当下的中国，舆论很大一部分都出现在新兴且日渐成熟的网络上。而随着微博的诞生，好似劈开了一个崭新的场地，让众人陈述自己的观点，并通过在反对与辩论这样的理性讨论中达到某种求同存异。尽管网络上偏激与口出狂言和脏话的人很多，但学者与知识分子都在努力地保持着对一个问题的理性讨论。当然，我们同样会看到所谓的“骂战”或是“约架”，但在当下正处于难产并依旧还在诞生中的公共讨论空间的建立里，这几乎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尽管我们依旧对是否能在网络上畅所欲言而质疑，但就我们所能看到和听到的声音已经呈现出争鸣的局面。每个人必然都有属于自己的观点，有的和他人相同或相似，有的则截然不同，甚至是大相径庭。对于一件事情的看法同样各式各样，各抒己见，在我看来这便是所谓的言论自由的一部分。思想的纷呈必然包含着反对与争辩，没有什么思想是不可以质疑的，也从来不会有什么看法或主义是绝对真理。质疑——在我看来——是思想自由的一切基础。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观察这其中发言与参与争辩和反对的知识分子，在这其中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知识分子本身所存在的偏见。有一个习惯或许是自古中国的传统，或也是人类思想懒惰的证明，那就是擅长把一个人快速贴标签（“扣帽子”）。我们对此都十分熟悉。因此在网络上你能明白地看到一些人是所谓的“左派”，一些人是“右派”，一些人是所谓的“新儒家”……这些标签就好似水果摊上所粘贴的牌子，让人一目了然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水果的位置。所谓左右中间的分别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简单地概括了一群人的观点和思想，但在这其中所存在的绝对化和草草还是经常导致误会，甚至因此会让人曲解某一个人的思想与所表达的观点。因为人们都懒，一看到“左派”标签脑海里就立即冒出一个形象，对“右派”同样如此。于是就这样，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无数个小而破碎的圈子，大家彼此固守着自己的领地，对于“非我族类”的往往没什么好脸色。这样的情况存在于各个知识分子行业，无论是教授还是作家诗人，都存在这样的情况。

如果我们能停下来想一想，顿时就会发现这本身就是个荒唐的事情。因为对于我们所熟悉的这类事情，往往都发生在小学或初中，是小孩子之间幼稚的产物，但如今当我们在知识分子中发现这样如此熟悉行为的时候，不觉的让人感到可笑。而另外一方面，也正是这样圈子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知识分子偏见的诞生。在我所认为的导致知识分子产生偏见的两个原因中，这是其二。圈子的结成和对自己身上标签的认定这一行为就导致了知识分子几乎是无意识地形成偏见，其结果便会导致他很难公正地保持着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身份去评论事件或发表正确的观点。

在我看来，中国自古所说的那一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当下各个知识分子圈子最大的注脚。在作家诗人之中，这样的争论与攻击比比皆是，对于那些和自己观点不一，文学理念不一，对于语言文字看法不一的人都进行攻击，有时候甚至是人身攻击。一个作家或诗人张嘴就是不堪入耳的脏话，但在他看来这是表达自己情感和文学观念最好的形式。但在我看来，尽管作家的本身品质和作品不成正比，但这一行为本身所折射的是作为一位知识分子本身的素质低下。在这些圈子中的知识分子根据自己这个圈子的标签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们选择性地挑出对自己观点有利的那一部分，而对于事实的另外一部分转过脸。结果最终就出现这样的局面，即两位在争论的知识分子他们所把持的都是这一事件的某一部分。A手中所掌握的是反对B的最好证据，而B手中掌握的则是反对A观点的最好证据。他们并非站在一个知识分子所应该站立的——全面而公正公平——位置，而是站在了自己选择的位置。他们不是在讨论这一事件，而是借助这一事件来展现和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思想。这样的行为我们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报纸和网络上都时常看到。这是知识分子所存在的偏见之一。

知识分子的偏见之二便是他们因自身或自身思想的缘故而形成的偏见。对于一个成长于社会的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具有独特性，甚至是唯一性的。与他人不同的出身背景，成长环境和受教育情况；所处阶级的不同；所处种族的不同；所处国家的不同；所处宗教信仰的不同；性别的不同；甚至是所拥有的性取向也与他人不同。这无数看似零碎的不同最终组成一个人，组成一位知识分子。因此这个人，这位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已经被“局限”或“界定”在某个环境与“不同”之中，而这些常常导致的后果之一便是偏见。这是作用于所有人，不单单是知识分子的行为。但这样的作用遇到知识分子的时候，它所导致的偏见往往便会随着知识分子在发表意见和观点时无形地存在其中。而当这样一种观点被表达出来的时候，其中的偏见甚至是知识分子自身都难以察觉的。当然，同样有明白自己这些偏见的知识分子，但他们依旧坚持着这些偏见，这是他们的可悲。

这一种知识分子的偏见是当下中国分外猖獗的部分。网络上的左右知识分子都根据自己与生俱来的喜好和兴趣来发表观点，进行评价与批评活动。对于那些赞扬美国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他们闭口不提美国对于其他国家的非法战争和对于他们的人权侵犯；而对于那些一味批评西方民主，三权分立制度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闭眼不看西方国家在法治建设和宪法自由落实的情况；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赞赏普京，但却从来不管他根据宗教法规颁布反同法案，或是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干涉与入侵；同样，在巴以冲突的中东问题上，中国知识分子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那被偏见缠绕的观点来选择从其中掏出那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而不是睁眼看看巴勒斯坦半个多世纪所遭受来自以色列的殖民与侵略……而当我们看爱德华.萨义德或托尼.朱特文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在美国同样存在这样的行为。而似乎是整个世界，都对巴勒斯坦难民的苦难和流离失所闭上了眼睛。在爱德华.萨义德的文章中，我们并不会看到他只是一味地批评以色列或美国，他同样毫不留情地批评巴勒斯坦与整个阿拉伯世界。萨义德在《以色列、伊拉克与美国》中说“我无法忍受这样的立场，即认为‘我们’应该仅仅或主要地对属于‘我们’的东西给予关切。”而汉娜.阿伦特也曾说过相似的话，她在1964年接受高斯访问的时候指出“如果因为我是犹太人，就说我特别爱犹太人，这是需要商榷的。”同样，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所站立的位置应该具有某种普适性，并且始终处于某种局外人的状态。他们不能因为自己是汉族人或是中国人就对这个国家或人民闭口不言。

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北京电影节上面，被称为美国著名的“左派”导演奥利佛.斯通在一场讨论会上说，自己一直在批评美国，所有也有权利说说中国的事情。（大意如此）他的这句话在网上引起争论，一些知识分子认为斯通没有任何资格来指责中国的事情，而他所说的理由本身就不充足。对于这一观点，我自始至终都反对。就如我在上文所说的那样，知识分子不能因为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原因而被束缚。你是中国人，所以你不能指责以色列，不能指责美国。斯通是美国人，所以不能指责中国。这本身就是错误的逻辑。知识分子不应该把自己束缚在这与生俱来的局限之中，对于这样的偏见知识分子首要的任务就是打破他。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都有权利并且应当对另外一个践踏人权，迫害公民和殖民其他民族的政府提出批评。我们在葡萄牙著名作家若泽.萨拉马戈的评论文集《谎言的年代》中能够看到，他批评布什和布莱尔发动伊拉克战争，批评意大利总统的腐败与贪污，反对教会和独裁，批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也反对任何政府对于任何文学作品的审查。这才是一个正直公正的知识分子所应该做的，而非抱着自己的偏见当做某种特色，在自己狭隘的思想和观点中口出狂言，散播偏见所导致的仇恨。

在我看来，偏见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警觉的恶。它寄居与人体与思想之中，很多情况下宿主本身无法察觉。导致偏见的原因之一是无知，人们因为对一个事物的不了解和未知而产生抵触，进而造成偏见。就好似白人对于黑人的偏见，南非的种族歧视政策和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人的歧视；导致偏见的另外一个原因便是宿主自身，这一种情况存在于众多知识分子体内，他们知道自己的偏见，但依旧留着它，而不是甩掉。我们能够理解每一个人都拥有不同的思想和对于一个事物的不同看法，但这远远不是保留偏见的借口。像对于同性恋。人们对其的偏见便来自于上面我所说的两种情况。而对于所谓的知识分子，他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学识来了解这样一个群体，通过了解驱散偏见。但也有知识分子即使了解了依旧心存偏见，对于他们的权利闭口不谈。这样一来，他们被自己的喜好所遮蔽了原本应该保持的公正与普适性原则，从而导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失职。

这是我所观察到的知识分子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并且这个问题并非只有中国，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同样有这样的问题。对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社会的转折会导致整个社会——无论是道德还是价值体系——处在动荡之中，作为知识分子在此刻就更应该坚持自身所应该具备的专业素养和普适性，彻底抛开自身的偏见，在这样漫长的“过黑暗隧道”时期成为一盏明灯，共同努力，指引着人们在向前奔跑的同时不会遗落那些宝贵的精神和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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