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骄傲游行（图片地址：https://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

 

重木丨微思客编辑、撰稿人

 

一.建构“他者”

 

如今——在2017年的此刻——当我提到“同性恋”的时候，你首先会想到什么？Ta们是什么样的人？问题甚至可以是，ta们是和其他人（直人）一样的“人”吗？我提这个问题或许奇怪，或许在当下的中国，它依旧未能引起人们对此真正地注意，而在另一些——对于同志群体生存充满威胁——的国家与地区，这个问题很多时候就潜藏在那些偏见、暴力和虐杀的阴影里，有时候甚至不是需要思考而是真切面对的。

 

朱迪斯.巴特勒意识到了这一点的重要性。从她于上世纪末所写的《性别麻烦》开始，她在讨论我们习以为常的性别问题时，意识到了存在这一系列问题背后的建构权力。于是，从这个世纪初，巴特勒的研究明显转向，通过讨论美国9.11及其之后美国对于他国的报复性战争所引发的一系列恶性结果，巴特勒指出了存在于战争中的对于“人”的规范框架权力，即我们传统的战争是通过建构一批“他者”和“非人”来进行的。对于我方而言，敌人被建构为“非我”，所以杀死他，往往就不必承担杀人的罪过和道德危机。提起这些，是为了给我们接下来关于酷儿群体（有时我会混用同志群体这个称谓）在性别气质问题上的模仿、改写和再生产讨论建立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

 

随着当下西方诸国对于同志权益保护越来越深入，同志这一群体也渐渐开始在一个社会和国家中获得了一些基本权利。我们这里首先指明的是笼统的“西方诸国”，因为对于非洲、亚洲以及世界更多的地区和国家，对此依旧高压——我们只要稍微留意相关新闻，关于对同志群体的偏见、迫害和谋杀几乎每天都在进行。这些对我们而言，或许是天方夜谭，但对于生活在牙买加、伊朗以及俄罗斯等国的同志而言，却就是再真实不过的每日生活。这里有一个再简单不过且又十分复杂的问题，其实许多人或许都在心底想过，但似乎很少人真正地把它说出口，即：“我们为什么讨厌/仇恨同志（这里的同志可以笼统的代替LGBTQ，或用酷儿（Queer）这个统称来代替）？”

 

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由此每个人都能立即给出自己的答案，但如果我们能稍微注意下这些形形色色的回答，其背后其实也都有着一条十分清晰明白的理由，即“因为他们和我们不一样”。这是一个很基础的理由，却也是最令人不安的理由，因为由于我们人类本身的社会公共性，而导致我们其实不可能成为如自由主义所谓的“原子化”个人，我们总是——无论情愿与否——处于社会之中，处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是无法真正切断的。我不是独自一人存在于这个世界，总有他人的出现，与我同在。在这个最根本的基础上，西方建构了本体论的形而上学，通过把“他者”的客体化，已达到建构“我”的自我主体同一性目的。以上是对西方基础形而上学中的主体论最粗略地简介，而从柏拉图到黑格尔，都如此。

 

黑格尔是西方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在他之后，传统西方形而上学似乎就耗尽了所有可能，而面临被批判和解体的困境，也由此进入现代西方哲学阶段。但也正是在黑格尔这里，他为其后讨论主客体的哲学家提供了一条可能的出路。在《精神现象学》中，我们发现在黑格尔那里，“他者”是自我意识的分裂产物，而后者最终会发现那个“他者”就是自己，由此通过对“他者”的扬弃而达到对于自己通往理性的道路。而黑格尔在讨论“另一个意识”的时候，他也发现它就是“另一个自我意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承认了“他者”所可能存在的自为和独立性。从这里开始，其后的哲学家（从尼采、海德格尔到阿多诺、福柯和当下的巴特勒）都开始关注客体“他者”的状况，从而探索另一种可能。

 

黑格尔“主奴辩证”（图片地址：http://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pnum=0）

 

在黑格尔经典的主奴辩证中，存在于主客体双方中的是斗争，并且在黑格尔看来，主人永远不会仅仅满足于奴隶对自己的承认，因为奴隶始终是和主人不同的；在主人看来，奴隶是“非我”，是难以真正提供他所需要的承认的，所以在某种隐秘的不安中，他必须赋予奴隶以“人”的资格，由此来完成自己的主体建构，而也正是主人渐渐地意识到奴隶存在的“人”性，而使得奴隶成为主体。巴特勒指出，被打压就表示你进入了主体的视域，并且在它看来，你已经成了另一个威胁着它的主体，所以它必须打压你，所以这也就暗示着被排斥的“他者”是存在独立性的，即他能够成为主体。

 

但就如萨特指出的，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被贬低为他人客体的危险，因此在他看来，他人即地狱。因为他人总是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来增添或完成他自身的建构，而我则被排斥、被定型为“贱斥物”（克里斯蒂娃语）。因此，在继承了黑格尔观念的萨特眼中，这个世界充满斗争，“我”和“他者”永远处于紧张的主奴关系中，只要一不小心就会被对方消灭。这似乎就是霍布斯所谓的前国家社会，一切人反对一切人。这样的主客体二元对立，在其后的西方哲学发展中面临质疑和接连不断的批判，但这样的观念却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跟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大军进入其他地区与国家，并很快地就与当地的传统文化中与之相似的观念结合，生根发芽，落进每个人的思想中。所以，如果我们大略地观察近现代的——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叙事，就会发现，二元对立始终占据中心，并且它通过与权力的结合，而形成了福柯所谓的“知识-权力”结构，进而对其自然化，而获得了最基本和根深蒂固的中心地位。

 

我们是通过区分“我”和“他者”来建构自身的，像兴起于18、19世纪的民族主义思潮，它的内核便是区分你我，而形成自己的民族认同。于“同”中求“异”，并以“异”来作为自己的身份特点，从而建构起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于是近代民族国家诞生，而那些曾经包揽着众多民族的帝国也纷纷解体。“同性恋”这一范畴同样在这段时间中形成，它是医科学的产物（现代“异性恋”范畴诞生于19世纪）。建构出一群人，也就是建构了有别于我的“他者”，所以是非我族类，因此在对于“他者”的不安和无知中，开始对其污名化。于是在近现代西方，原本属于宗教中道德问题的同性恋罪人（sinner），如今变成了医学和心理学上的身心有问题的病人，需要被医治。这一条线最终发展到“二战”中纳粹对于集中营中的同志群体实施脑叶切除手术。而其残存的流风，则演变成如今在中西方依旧盛行的所谓“治疗”，例如厌恶疗法和电击疗法等一系列残虐的所谓医学手段。

 

对于酷儿人群的病理化，是主流群体通过现代科学所建构的“他者”，以此来完善自我的主体性和认同，并且用酷儿人群既为自己的权力划定疆界，也由此把他们彻底驱逐出去，成为“幽灵”。酷儿群体成了现代异性恋社会中最基本的“他者”范畴，由此来促进和保障父权社会的罗格斯中心主义长久存在。其中的男权、男性气质等一系列问题也都得以延续，权力由此通过“父—子”系统得以传递而不毁。

 

萨特在其戏剧《禁闭》中提出“他人即地狱”（图片地址：https://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0）

 

二.性行为与权力

 

以上的讨论是一个基本的背景演变，只有当我们对此有大概地了解，才能进一步或更好地理解接下来讨论的这些问题，像传统性别气质。

 

在通过打压“他者”而建构“自我”的主体过程中，性别气质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在我们如今能了解的世界各国文化中，几乎十之八九都是父权制，即以男性为基础和中心而建构起的权力等级制度。而为了形成必要的区别，不同性别、阶级以及肤色（此问题可以参加美国白人对黑人的性别气质的建构）被赋予了不同的性别气质。在性别这一范畴中，我们很容易理解；在阶级中，我们可以通过对于古希腊古罗马的同性之间的性行为做简略地讨论。

 

在古希腊古罗马，男性之间的性行为存在着十分严格的阶级划分，即处于主动方的男性的阶级地位总是比处于被动方的男性阶级地位要高。这里存在严格的要求，即成年男性公民不能处于被动方，因为那是男/女妓和女人的位置。一个成年男性如果自愿地处于被动方，将会是一件羞耻且可能为此而丢掉公民权的危险行为。所以，几乎从一开始，人们就已经意识到存在于性行为中的权力问题。

 

权力和性别气质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它们是彼此依存的。而通过性交姿态（通过弗洛伊德以及伊利格瑞的研究，对于男女两性生殖器意义的不同建构，也是重要因素）——主动/插入（一系列由凸出之物（男性生殖器）积极主动的行为）；被动/接受（女性生殖器“洞穴”，消极的承受）——建构起的两性气质由此成为基础，并且在异性恋的权力矩阵中被不断地言说、书写和再生产，而达到最终的“自然化”。这也就是为什么如今我们依旧会认为，男人应该是如何如何（大约都是些和阳刚、方正和硬等有关的词语和描述），女人应该是如何如何（大都是阴、柔和曲线、软等形象）的原因。

 

这样的二元性别气质在各个文化中都是父权制的统治基础，所以不会遭遇攻击，但随着酷儿群体的出现，传统坚固的异性恋两性性别气质面临危机。酷儿群体对于传统性别气质最大的威胁或说是破坏便是，他们模糊了传统男女两性根深蒂固的性别气质形象，出现了“不男不女”的人。而就如上文提及的，因为传统两性性别气质和主流父权制之间的联系，所以酷儿群体遭到报复和迫害也就是必然的。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黑格尔和萨特对于“我”与“他者”斗争的幽灵。

 

从上世纪末开始，西方的LGBTQ群体开始称自己为queer。这个词原本是异性恋用来谩骂羞辱LGBTQ群体，有“怪异，变态”等意思。而LGBTQ群体最终通过对于这一词的挪用和改写，而把它改造成用来表示自己身份认同的一个标签，即他们是非主流的、是怪异的、是不受传统二元性别气质约束的人。解构和打破传统坚固的二元性别气质，是酷儿群体运动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三.酷儿群体中的二元对立性别气质

 

在酷儿群体对此奋斗的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存在于酷儿群体中的二元对立性别气质，即一些酷儿继承了传统父权制所建构的性别气质。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以想象，因为酷儿也同样生活成长于父权制社会和国家，所以他们从小就继承了这样的观念（传播和巩固这些观念的有——根据布尔迪厄的研究——国家，教会和学校等）。在同志群体中存在的“出柜”（coming out）在某种程度上不仅仅只是一个动作，它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一种“改变”，即从曾经生活了许久的“地方”走出来。（按照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就是男性从黑暗的女性之地走出来，接受理性之光照在脸上，由此开始建构男性统治的世界（伊利格瑞对“洞穴”寓言的解读）。）

 

但这一改变很多时候都并非彻底的，所以传统的性别气质依旧残留甚至是全部留在他们的观念中，因此对于“我”与“他者”的划分在同志（尤其是男同志）群体中便直白地和性行为联系在了一起，因而产生了所谓的“Top”（中国及一些地区称其为“1”）和“Bottom”（“0”）。我个人很好奇这一划分是来自于异性恋还是产生自同志群体内部。但很显然的则是，这一划分直接借鉴/模仿了异性恋模式，或者说它可能产生自性行为中姿态的不同（如上文所指出的，它本身就是建构其后二元性别气质的基础）。在这一二元对立范畴中，“Top”代表在性行为中处于主动/插入一方，“Bottom”表示被动/被插入一方，由此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上文分析传统二元性别气质时指出的，建构了对立的男女两性性别气质，由此形成权力等级制度。这一现象在如今的同志（酷儿）群体中表现的十分突出。

 

对一些男同志来说，“被插入”就意味着自己被贬低为女性，处于被动消极的一方，由此我们从中依旧可以看出，问题依旧出在传统对于女性的歧视。在男同志群体中“Top”和“Bottom”的二元建构很快就自然地落入了异性恋的窠臼中。在性行为中，处于“Top”一方往往被建构为阳刚的男性，而处于“Bottom”则是阴柔的女性。这一观念不仅仅只存在于异性恋群体对同志群体的认知观念中，同样也存在于同志群体内部，即一些男同志把作为“Bottom”的同志放入异性恋中的“女性”范畴。所以最终形成了一个荒诞的局面，一个喜欢男人的男人却把对方“贬低”（这一过程十分明显地存在这一心理倾向）为女性，从而剥夺他在性关系中的主体权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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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尔迪厄看来，被统治者总是在不知不觉甚至是无可奈何地内化着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和规范，由此成为统治者权力的参与者和帮凶。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同志群体中，我们常听说一句似开玩笑但很多时候却十分令人悚然的话：“恐同即深柜”。它的意思是说，有一些同志因为内化了父权制的两性性别气质而难以顺利地接受自己的“异类”身份，而对其产生更加严重的排斥和厌恶，最终就会表现在他对——那些和自己一样、却又不会像他一样感到羞辱和愧疚的——其他同志行为上，而这些行为往往都是暴力的。）

 

与这一逻辑相似的讨论往往还会涉及同性婚姻，一些同志对于婚姻的反对理由同样来源于此，即传统的婚姻模式是异性恋父权制的社会产物，同志群体一旦进入其中，就可能落入异性恋权力矩阵中，而失去其激进的酷儿一面。我赞成这一看法，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要看到，当下世界各国的婚姻不仅仅只代表异性恋的简单结合，在这其上存在千丝万缕的其他权利联系，例如财产继承权、探视权和一系列只有被婚姻制度承认之后才能享有的权利。因此，对于传统婚姻改革的一个可能方向便是把它与这些权利的联系解除。一些国家提供的民事伴侣法案，也就是用以解决这一权利分配问题的典型手段。在我看来，这也是可行的。当然，我们也不能给忘了婚姻所蕴含的一系列象征意义，所以人们渴望婚姻，也会有这一方面的考虑。本文因篇幅缘故，对此就不再做过多讨论。

 

四.改写和摹拟

 

所以，我们当下该如何面对在同志（酷儿）群体中，对于传统二元性别气质的这一继承，甚至是巩固趋势？难道我们就此消极而无事可干吗？巴特勒的回答显然并非如此，在她看来，这里可能存在“改写”的潜能，即我们利用敌人的语言来言说自己的意思，从而达到对语言内涵改造的目的。所以她指出，酷儿群体对于异性恋二元性别气质的接纳中可能存在着这样的改写潜能。我们可以借用阿多诺的摹拟术语，即创造性地模仿。作“Top”并不意味着处于权力的上级，“Bottom”处于下级，这样就会滑入传统父权制的二元性别气质建构的框架中，而再次形成压迫等级。我们需要消灭的是被建构在“top”和“bottom”中的权力幽灵，而只是把它们复归于性行为中的不同动作的指称。

 

当然，我知道，在当下来看，这无异于异想天开，但我们却必须警惕，因为就如彼得.盖伊在研究现代主义时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这里我们完全可以把它替换为父权制异性恋权力矩阵）有着强大的力量去把那些一开始存在着激进反传统的东西（例如印象派）同化成自己的一部分——他们甚至最终同化了杜尚的现成品，而把他的小便池放入博物馆之中，奉作伟大的艺术品。（参见彼得盖伊《现代主义》一书）父权制世界同样有着这样的能力，把那些自称为酷儿的“非我”者收编，让他们成为自己矩阵中的一部分，从而使得改变成为黄粱一梦。

 

在美国19世纪的一次女性主义会议上，一个黑人女性敞开自己衣服，袒露乳房问那些白人女性：“难道我不是女人吗？”以此提醒她们，存在于她们所主张的女性权利争取中主体范畴的局限性。对于那位黑人女性而言，她该用怎样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诉求和观点？是使用那些白人女性的语言，还是自创属于自己（黑人女性）的语言？与这一质问遥相呼应的是20世纪著名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学者斯皮瓦克的问题：“属民能说话吗？”她所探讨的问题同样是最为被殖民者的第三世界这个“他者”，该如何言说？表达自己的历史、文化和所遭遇的不幸与痛苦？而酷儿群体在如今所面临的同样可以用这样的质问来表达，即作为酷儿，该如何言说自我？言说“我”与“他者”的关系？是利用主流的话语，还是创造自己的话语？如果使用权力者的语言，又该如何保障自己不会被深渊吞没？因此，在这里，巴勒特的观点或许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有待我们去更进一步地探索。

 

（本期编辑：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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