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刘彪）

戛然而止的青春

玉照

听闻品五公寓楼再次有人跳楼的消息时，我正在公交上无聊地翻看手机里的新闻。大概也就是一年前，同样的季节，同样的公寓楼，一个年轻的生命也曾以同样的方式离开我们。看着车窗外，川溪不断的车流，热闹、喧嚣。斑斓的灯光照耀着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这是北京最平凡不过的一个夜晚。

每年四五月的毕业季都被称为高校的自杀季，在学校待久了，对这样的新闻也就见怪不怪了。人们的唏嘘也不过短短一两天，地上的血迹被水管冲掉后，人们仍然像往常一样边谈边笑从旁走过。很快大家都会淡忘这一切，很少有人还会再想起几天前一个年轻的生命在这里轻轻落下。

毕业是一场狂欢，也是一次谢幕。似乎只有经历了穿起大袍子、带上方帽子，我们才算为自己的青春画上了个句号。多年后我们才能在无限感慨中致青春。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幸运地在青春的作业本上画一个句号。有些年轻人还没来得及正式和青春挥手告别，就已经以另一种方式定格了自己的青春。

曾以同样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大文学院的余虹老师生前曾说：“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放弃轻生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我不知道一个人的痛苦和无助达到什么程度，求死的欲望才会打败求生的本能。自杀这件事情本身，是个体意识的觉醒也好，是逃避现实的借口也罢，亦或是自我认知的迷乱，斯人已逝，没有人能够解释，也没有人敢于解释。

难以解释是因为，自杀最终指向的是死亡。我们几乎不可能知道一个人在下定决心自杀时处于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他是如何准备自杀的，最终又是如何自杀的，是激动还是消沉，是平静还是兴奋，是焦虑还是愤怒。我们都无从知道，只能去揣测。

大部分自杀都是一种长期抑郁状态最终触发了行动的结果。涂尔干说“当一个人脱离社会时，他很容易自杀。”确实，作为社会化了的人，当自我和社会的沟通出现问题时，人就很容易产生轻生的念头。抛开那些宗教式的殉道或者以自杀成就生命之诗性的形而上式自杀行为不谈，大部分自杀现象，尤其是高校的青年学生，我们所闻所见的一个个案例，都不是因为什么无解的形而上困境。情感的纠葛、学业的紧张、就业的压力，是大部分选择自杀的年轻人所面临的困境。这样的选择有时候不过是一念之差。

说它是一念之差，是因为每一个成长中的年轻人都会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面临过学业、事业以及情感上的困境，甚至不少人都曾产生过轻生的念头。在这种时候，如果有人拉一把，极有可能就能避免悲剧的发生，而当自己事后再来回望当时的想法时，一定也会庆幸自己的选择。

可惜的是，有些人有机会回望过去，有些人终究没能走出那个一念之差。这种一念之差往往是个体囿于自己的思想之中，进入了一种无法通过自我来解答的状态。这种心理问题从更大的程度上而言，是社会问题。这也是涂尔干为什么把社会因素作为自杀的主要因素来研究的原因。

人的心里一旦有了自杀的念头，就会本能地避开周围的一切，思考和内心会占据他的全部生活。而人一旦切断自己与周围的一切连接之后，他能意识到的就只有他自己而已。当一个人过分专注于自身的时候，周围的一切也就成了空白，一个人的眼里如果没有了周围的一切社会关系，通过他人所确立起来的自我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对自我的关注和对社会的关注，从来就是同步的。当一个人不关心周围，不关系他者的时候，也就丧失了关注自身的理由。

斯人已逝，我们能继续思考的就是，为什么一念之差在很多情况下都没有得到周围的关注？同样发生在人民大学的另一起案例，当事人纵身一跃之前，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了最后一条状态，发出了轻生的信号，朋友圈里无数的追问和阻止终究没能挽回那条年轻的生命。

网络上关怀和阻止的无力，在很多时候是由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模式所决定的。传统社会共同体是一种熟人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具有高度的同质性，情感纽带是人与人关联的主要途径。而现代社会是一种陌生人社会，我们与周围的人客客气气，人与人之间更多通过契约而非情感的方式聚合在一起。这种生活共同体的转变也就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致使孤独成为现代人的心理常态。

前信息时代，我们要想了解一个人很难，我们必须近距离，面对面地观察，或者靠着口口相传的信息。而在今天，我们似乎很容易通过各种媒介去了解一个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被网络中介化了。但是这种看似变近了的关系实则产生的是更远的心理距离。

尽管我们每个人的手机里都装满了微信、微博、skype、qq、MSN等各种社交软件，我们熟稔地在各个平台上表达自我，但网络的交流毕竟是虚拟的，我们无法及时、准确地感受到网络对面的人的喜怒哀乐。我们和这些好友们，不是每天面对面，微笑着凝视对方的眼睛，或愤怒地发脾气。而是通过发状态、转发、点赞的方式来获得一种存在感。所以，事实上，那些社交平台上的更多好友不过是一个个对象化了符号，很难成为交心的对象。网络另一端的朋友，看不见你紧张抑或难过的表情，也听不见你兴奋抑或悲伤的声音。他们只能通过你发布在网络上碎片化的符号推测出一个碎片化的你。

这种陌生化、网络化的交流方式致使我们越来越难以觉察周围人的变化，也越来越少花时间去专注于周围真实的一切。自留空间不断增大的同时，不可避免的就是人与人之间心理距离的疏远。我们越来越少有机会真正地表达自己，或者说彻底地表达自己。我们更多时候把自己最真实的想法保留在自己的内心。

我们疲于奔命于各个场合，我们不断转换自己的身份。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不断地进行新身份的生产和塑造。每进入一个新的社会组织，人的关系就会被重组一次。在学校，学生是你的身份；在单位，岗位是你的身份；在家庭，妻子或丈夫，父母或子女是你的身份，在医院，不同的疾病是你的身份。所有日常的自我就是由这些林林总总的身份所构成。和任何一个人交往的时候，我们几乎不必把自己的一切都呈现给对方。我们只需要以最恰当的方式，通过最到位的表演，来炮制一个又一个符合特定身份的自我形象。

这种表演与刻意的欺骗无关，而仅仅是一种源自自身本能的冲动和经验的完成。当然这种表演就像舞台剧一样并非总是成功的，它也有偶尔失灵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个或几个瞬间，社会关系制造并赋予我们的角色会罢工，我们会面临着角色扮演的缺失，我们难以确立自己的位置，我们会遇到生命中那些不能承受之轻，我们会怀疑、会绝望。但大部分时候这种绝望就是一瞬间，那个瞬间过后，我们大部分人都会重新拾起一张张不同的面具，面对他人，面对自己。但也有一些时候，我们就是跨不过那一瞬间，我们不愿捡起面具，又没有勇气打破社会赋予我们的角色，因为很多时候冲破准则和社会期待的代价确实太大了。

初夏的校园，热闹也冷清。品五公寓楼前依然充斥着同学们的欢声笑语，对面篮球场上依然有同学在尽情地挥洒青春，当然还有默默躺在公寓另一侧的白菊花。和每个春末夏初的北京一样，不太干净的空气中依然夹杂着肆意飞舞的杨絮。一切轻薄得，好像从来没发生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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