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与腐败

三木

一年多前的一天，父亲的朋友来电，让我去友谊饭店“相救”。这位生意人，原本经人介绍，赶去见一位自称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的“高官”，为公司争取基建项目。哪知酒局铺张，甚至要叫来特殊服务，叔叔不喜当冤大头付账，以见我为名脱身。回程路上，查询政府网站，发现并无此人，也是意料之中。叔叔颇为尴尬，这种境况并非仅见。他仍抱有期待，甚至嘱咐我——一个体制内新人——若有门道，定要提携一二，还不忘将筹码亮明——承担基建项目利润极高，引介项目的中间人，酬劳可观。

这些渴望获取资源的人们，巴望着亲近掌权者，以期在密闭的利益池塘里，钓几尾大鱼。池塘四周遍布栅栏，以规范之名，竖着牌子——闲人勿进、违者严惩。谁是闲人，则由几家池塘占有者说了算。如此这般，不免让人说了闲话。为平息栅栏外的民愤，遂稍稍收紧闲人标准，纳了几个亲近老实的生意人进圈子，看似一切正在好转，但新进之人该如何自处，仍由这几家人决定。

不过，进了圈子终归不是坏事，羡煞一帮仍在栅栏外游离，只能充当二道贩子的生意人，嘀咕着为啥自己不能攀上可靠的“关系”。像叔叔这般，不得不横冲直撞的人，并不在少数。偶尔遇上假扮领导或自称背景深厚的“大拿”，失了判断，也便情有可原。

要攀上关系，进入圈子，先是要与圈内有话语权的人产生人情往来。而引发人情，无外乎依凭几种关系——亲缘、老乡、校友、同事、同好。如果这些条件均不具备，也可以有针对性地投其所好，主动套近乎，形成人情关联。在官商勾连的复杂网络中，通过长期培植形成人情纽带，是为常态。而等到有求于人，方才想辙撒钱的做法，并不明智。坐拥权势的人，倒还有几分沽名钓誉的需求，希图以人情包裹自己，消解因违反道德与法律产生的罪责感。不过，这种人为的割裂，只能求得一时安慰，无法在法律规范面前隐藏踪迹。

建立人情纽带，还有一个好处，它使得官商之间的互动活泛起来，不再是一次性的“权钱交易”，可以常用常新。一次“给予—接受—回报”的流程，无论从商到官抑或从官到商，都会引发接受者评估，人情这东西又是难以计量的，所以回报总是多了或者少了，自觉人情没有还清，或者别人反过来欠了自己，但无论哪种情形，已经为下次新的人情往来埋下由头。在这种互助关系下，人情不存在越用越薄的情况，也总有一方（主要是商人）在努力维系，另一方也乐见其成。

当然，官商之间的关系，远比这般解读来的复杂。有些资源占有者，本就亦官亦商。有求于人，无非是因为“县官不如现管”，顶着父辈兄长的帽子，结交小吏，自是无需金钱污手，稍加奉承许诺，小吏便暗喜不已，欢欣鼓舞地将请托落实。如果这些人有些“操守”，自然会给小吏些许仕途的甜点；如果没有，小吏也只当用公器结个善缘，于他而言并无损失。这种不存在物质利益往来的情形，时常能在法律的检视下遁形。对于小吏，也难以滥权追责。

一些资本的弄潮儿，与媒体宣扬的做派，相去甚远——成就与智识、眼光无关，在于与权力或明或暗的暧昧关系。彼时外资甫入，到处搜罗握有权力资源的大陆代言人，许以重利，打通管制的关节。凭此，想必富了一帮买办与官僚。外资的“入乡随俗”，让本土资本感受到压力，但人情运作的方式，仍是熟悉的套路，只是需要更加的技术化，更讲“私人订制”。

当然，逐渐条分缕析的规范，框定了一些原本混乱的领域，多元利益大体可以在规则下竞争。但是，如果公民探查的视野，仅仅停留于亦真亦假的数据，或者被要求相信不断出台的规范，被要求相信一切会变好，那么，晦暗的角落仍将硕鼠横行。何妨承认，公权力水平有限，且容易沦陷，虚心一些，打开那道刻意关上的闸门，以使民众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战战兢兢地接受舆论的监督，抛开所谓稳定论、阴谋论、大局论，坦荡一些。让司法自成一系，以使权力可以接受法律的检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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