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讨的 “四多四少”

李汶龙

多分享，少学习

经常在研讨会中听到的发语词是“我来到这里是学习的”。如果这是谦词，倒也无可厚非。但这句话却常常成为参与者降低输出标准的道德借口。谦虚是中国人入骨的文化，这可以理解。但谦虚宜有度，忌滥用。如果以谦虚作为敷衍的理由，这无疑是对听者的不负责任。研讨之间，讨论逐渐激烈，观点愈发清晰，讲者听者从研讨中获益，这本是举办会议的目的。但研讨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有研才有讨”。如果讲者心中无货，研讨就完全流于形式，浪费时间。因此，每位讲者实际上负有角色义务，这义务便是将自己研究之成果与他人分享。因此，分享是参与研讨的主要事项，而学习则是衍生的收益。如果多数人都只进不出，那么研讨也就失去了意义。有人可能会为自己辩护，参与是碍于情面谢邀而来。对此理由不得不说，学术并非名利场，有所为有所不为，应为学者之本分。

多做事，少做人

中国有“做事先做人”的古训，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下，很多学者也深谙此理。在这里提出这点，并不是怂恿所有学者都出世自封，而是提示不要本末倒置。中国人不好争辩，讲究中庸，这可以理解。但不能理解的是该争辩的场合却也保持“中庸”。

学者不同于大众，做学问也不同于人情世故。学者在社会中应该是最纯粹的人，一切繁文缛节都应在这里面前低头。学问与人情之间势必存在冲突，作为学者，踏实做学问，避免人情世故的污染，应是本份之举。如果在这一方面能够形成共识，中国学界必定大有改观。能否抓住最重要的东西，决定了学术体的成熟程度和学术水准。中国学者鲜有能在国际舞台上平等对话，除了语言障碍，本土学术环境也大有关联。

多自省，少自信

当学者都适应了互相捧吹的学术环境，研讨会的目的也就变了味，不再是一个“自省”的好机会，而成为了寻找自信的场所。自信的来源不是内心的底气，而是能抵抗质疑的勇气。但是，中国学界中，“理论自信”的口号成为了省却反思的借口，这是一个学术体最不成熟的表现。越对自己研究不自信的人，就越愿意在研讨中得到他人的肯认。但这种基于互惠的自信是脆弱的，也是无益的。研究之路必是自我否定之循环，如果没有自我质疑和反思的勇气，也就无法成为真正的大家。此前偶有看到受到简单质疑后就自我凌乱，王顾左右而言他者，真对其深表同情。

研讨是一次邀请他人帮助自省的绝佳契机。通过研讨，研究者往往能打破自己固定思维的限制，开启完全不同层面的有益思考。他人的参与，哪怕只是零星的观点碎片，也有可能带来巨大的启示。对于讲者个人，研讨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能够群策群力，在思想的多样性中受益。然而，若是以理论自信包裹着自己，不敢去真正面对批判，对于个人是莫大的损失。脆弱的自信，丢掉也罢。

多批判，少表扬

国内很多研讨会，预期说是研讨，倒不如说是表彰。各路嘉宾齐聚一堂，你支持我，我鼓吹你，其乐融融。不仅是演讲者，连评议人也变了味道。真正能够有能力评议的人凤毛麟角，通常多是“只评不议”；即便有“议”，也是往好里说。评议本应提前了解讲者主题，并站在一定高度，给出最直接适切的评论。但现实中，评议人很少有准备，但久经沙场之人仍能够洋洋洒洒抛出一席赞扬致辞，至于是否相关在所不问。有趣的是，教师常批评学生在课堂上被动，殊不知研讨会确实课堂的缩影。

于主讲者而言，研讨并非邀功；于参与者而言，研讨也并非标榜。研讨会有着唯一且共同的目标，那就是真理。过多地夹杂世俗成分，会降低讨论的意义。对于做研究者，有效的批判要比表扬有益得多。多一些质疑，就能让人在探寻真理的道路上多进一寸；多一些表扬，则会让人沉迷于已经取得的成果。研讨之间，观点平等要胜于身份尊卑，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研讨才有利于反思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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