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为什么不能高冷地谈论气候变化？（下）

朱李李

从经济和金融的角度，财经媒体有一系列与温室气体有关的市场和金融机制可以采写。作为金融机构融资规范的“赤道原则”，逐渐成熟的全球性碳交易市场，各国排污权交易市场，许多国家先后开始征收的“碳税”，不一而足。宏观上，国际和各国内部都在讨论应对气候变化到底会造成经济负担，还是会提供新增长机，始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为这一讨论增加了复杂性。同时，能源报道活跃异常，包括可再生能源、新能源，对化石燃料的替代带来的工业结构转型，与能源相关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地区政策变化……

气候灾难报道应该是新闻媒体有相对成熟的报道技巧和范式的。有足够的冲突性、事件性，有人性故事。新闻媒体，尤其是电视新闻，也确实常常从危机角度来报道全球变暖。但牛津大学路透社新闻研究所今年撰写的报告说，电视新闻更强调描述灾难的情景，而不是科学的不确定性、全球变暖的风险，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机会等方面。媒体专注于灾难报道可能会扭曲民众对于气候变化的理解，并让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方面的决策变得复杂。

气候报道的面向如此丰富，但这些角度多样的故事，似乎都给媒体设置了话语的陷阱。有新闻界学者认为国际新闻业在气候报道上是失败的；英国外交部气候变化特别代表John Ashton今年7月份在伦敦Free Word Centre的一次公开对谈中，语出惊人地道出：“目前所有气候变化的叙述都是浪费时间。我们需要的叙述是这个特殊当下的人类的状态，而不是针对其中某个气候问题的叙述。”

“气候变化不是一个问题，气候变化是真正问题的后果之一，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无能为力也是后果之一。这个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脱离了现实，我们被认识论意义上的灾难性地谬误裹挟。我们通过把自身建立在物质满足和欲望的永恒的当下，而把自己逐出了时间之外。我们变成了有着固执地喜好、无法满足的胃口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实用主义和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同义词。”John Ashton接着用英文里听起来像诗一般语言，进一步地表达了他的悲观：“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没有历史，没有记忆，也就没有身份，那么我们也就对我们做出的选择造成的后果没有责任，更不用说我们所谓的一起建设的未来。”

“我们需要的关于气候变化的叙述是能够激发人们一起看到我们的世界是怎样的，共同感受人类自身，去行动去、去共同做出选择。在这个意义上，这样的叙述是找寻不到的，这样的叙述找到你。”

而在《经济学人》旗下的《Intelligent Life》杂志的编辑Robert Butler看来，如果气候变化是人类活动造成的，那么气候变化的故事应该是关于人性的——人类为什么不能根据我们最大的利益来做出日常行为？

他还认为，对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的发现和证实，关系到人类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如何看待我们在其中的位置和角色。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从历史上一些颠覆人类自我审视的”毁三观“的科学发现上得到一些启示。16世纪初，哥白尼发展出“日心说”，挑战了当时教会的宣扬的太阳绕地球转的观点；两个世纪之后，发生在里斯本的毁灭性大地震启发了康德写出了《什么是启蒙》、卢梭和伏尔泰质疑仁爱的上帝。又过了一个世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激起人类自我认知的涟漪，并被当时乔治 艾略特和托马斯 哈迪，以及其他作家吸收，为他们的作品设置了全新的语境；五十年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现代艺术铺平了道路，最为显著的例子，是现代艺术代表人物、立体主义画派的开创者之一毕加索。

几年前的好几起恶意恐吓、攻击和死亡威胁气候科学家的事件，与哥白尼受到教会打压、维护其学说的布鲁诺被教会烧死，有着历史的神似。后来哥白尼的猜想成为现代天文学的起点，如今气候变化论已转化为全球联合行动，威胁气候学家的消息也渐渐消失了。

那么气候变化为我们当下设置了怎样的语境？尽管气候变化不是一个适合由新闻媒体来讲好的故事，但必须承认，媒体在让气候变化成为一个被全球普遍认识的概念和议题，做好了极其重要的基础性工作。第一个公众关注的高峰出现在1990年代初，在1992年的地球峰会期间达到顶点；第二个高潮出现在2005到2010年，结合了众多科学研究和政策决策过程，以及媒体的大量报道。2009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UNFCCC的第15次气候变化大会，可以算是最近的一次掀起全球气候关注的高峰。这些都属于可回溯至1950年代末、甚至更长期的公众和政治对环境问题的关注风潮的一部分。

科学研究和政策团体在气候议题的传播和沟通上投入极少，环境和科学等相关话题的专业记者们不得不“逆媒体文化潮流”而行之，来传递相关知识。全球针对气候议题的公众态度的研究显示，媒体似乎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做得还不错。研究发现的证据指向了公众对气候变化相当广泛、确实的意识和关切：全球大部分人口都知晓或意识到气候变化，过半的人认为它由人类活动引起。综合多个地区、国家的民调也可以发现，早在90年代初，40%到70%的公众已经对气候变化“关切”或“非常关切”。

这才为气候变化进入文化的维度提供了可能。在过去的25年，随着科学理论上的确定性的增加，媒体报道促使我们反思气候变化起因与影响的决定因素、代价、个人责任、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以及我们当下的生活与后代利益的权衡取舍。这些报道带来了历史上人类思考的新篇章——现在已经成为人们自我认知的一部分。也正是因为如此，未来几十年里，这些报道带来的消息，我们将在无数的小说、戏剧和歌曲里看到它们的影子。

这一点在大众文化里已经体现得比较明显了。近20年，人类消失后的世界成为了科普作品探讨的主题。近几年几部以“气候灾难”、“世界末日”为主题的电影，如《后天》和《2012》，获得巨大成功。然而它们与传统意义上的灾难片有所不同：不管是电影还是其他的艺术形式，欣赏灾难或悲剧的预设是“这不是真的”，“灾难不会或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但关于气候变化的艺术不一样，这些片子试图告诉观众：“我们已在通往灾难的路上”。灾难片里常见的超级英雄的设置也发生了变化——它几乎消失了，大概没有人会在这场危机里相信有一个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英雄式人物，尽管这仅仅是一种艺术创作。

气候变化小说作为一种新文体，开始在西方文学界出现。比如马塞尔·泰鲁2009年出版的《遥远的北方》，伊恩·麦克尤恩2010年出版的《追日》。2013年出现了几部气候小说，包括加拿大作家克拉拉·休姆的《重返花园》，芬兰悬疑小说家安蒂·图奥迈宁的《治愈者》，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里奇的《末日将至》。2011年初，一部气候变化的戏剧在《Greenland》在英国国家剧院上演；在中国，气候变化为主题的艺术展览或行为艺术也已不再是新鲜事。

如果说现在的各种艺术形式仍然是在讲述气候变化本身，或者是将场景设置到未来的寓言故事和启示录，或者是难逃警示性语言的窠臼，那么在未来，关于气候变化的故事可能根本不以它为主题，因为它越来越成为一个根本性的人类生活的话语背景和底色。

接下来是问题是，在越来越充沛、丰富的“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的语境下，人类要对科学做出怎样的反应，对我们的生活做出怎样的选择，这样的共同话语能否推动气候政策的制定，能否形成国际范围内的共识行动？我们是否能像蕾切尔·卡森写就的《寂静的春天》那样，开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取得辉煌胜利的环保运动，形成了应对污染和动物保护问题的法律框架？

最近两个月的消息似乎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比较积极的回答。2014年11月份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美气候联合声明》，不仅拓宽了两国气候合作的领域，并且可能促进多边全球治理和一体行动，为全球低碳转型带来有利影响。紧接着，12月中旬闭幕的利马气候大会，除了达成一项新的2015年气候协议草案，以及更进一步的全球气候融资计划，还有一个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消息，那就是倡导提高气候变化教育和意识的利马部长宣言，旨在发展教育战略，把气候变化纳入学校课程当中，并在国家发展和气候变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中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虽然这仅是一个宣言，但进入教育层面的气候议题，会为今后人类生活的语境刷上更深一层应对气候变化的底色。

参考文献：
Robert Butler, Making a drama out of crisis, Shed, Cambridge, 2014
Joe Smith, From truth war to a game of risk, Shed, Cambridge, 2014
J.D. Hamblin, "Arming Mother Nature: The Birth of Catastrophic Environmentalism", OUP USA,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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