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以为不可能的，不会不可能

孙金昱

两年前刚刚收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录取信的时候，常常遇到师弟师妹来询问我关于申请的经验。那时候遇到这一类的问题，我会从准备雅思考试、选校、申请材料写作直到如何和招生办公室的老师讨价还价争取更低的录取条件，一一阐述自己如何做事，但愿不落下一个细节。现在，我仍然会被问及关于申请的问题，却不敢这样笃定地把细节交待。这并非由于时间久远，我记不清申请的过程，而是我对于所谓的申请经验产生了怀疑：最终让我拿到录取的，真的是我自己的作为和努力么？

LUCK, LUCK, LUCK

实现自己目标的最主要因素是个人努力。如果目标没有实现，就是努力不够；如果努力已经足够了却还没有实现目标，那么就应当再多努力一点、多逼自己一点，凡事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一套“对自己狠一点”的逻辑，即使被认为过于苛刻，也往往被看作是“严于律己”的优良品质的表现。在来到英国读书之前，我虽然并未真的对自己如此“狠”过，却很接受这一套说法。而反过来说，通过个人努力获得的回报——无论那是金钱、幸福还是认可——都是理所应当的。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读本科时看待占领华尔街运动，会对于占领者的诉求和观念无法认同。当时的我以为，1%获得财富的手段只要没有违法法律就是正当的，正是市场机制赋予他们获得巨额财富的自由，才有了经济整体的活力和恰当的激励机制。他们该做的不是抗议那1%，而是努力工作去靠拢那1%。

当我本科毕业后真的亲临英国，这样的想法却一天天动摇了。在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帝国，在这个曾在历史上最接近“守夜人政府”的国家，自由反而没有平等来得热门，而实现平等又总是需要政府来干预，这几乎让我产生了英国已经背叛了自己光荣传统与历史的感觉。加之我所在的学校又是“左”得名声在外，人尽皆知，80%的课程都在用“平等”轰炸学生，我不能对自己曾经的想法不断反思。

“研究表明，二型糖尿病由不良的生活习惯引起。在免费国民医疗体系(NHS)中，那些有着不良生活习惯的病人是否要承当医疗成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个在某次课堂上被提出的问题似乎有着明确的答案。然而，不良的生活习惯完全是个人的选择么，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生活习惯有着完全的掌握么，只要努力控制自己、良好的生活习惯就会养成么？ 更多的研究数据表明，吸烟、酗酒、摄取高热量食物等不良习惯与个体所处的社会阶层密切相关。从这种相关性推倒因果性并不困难，贫穷导致压力，进而提升对刺激性物质的需求，贫穷也导致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对于健康生活的重要性和实践方法认识不足，贫穷更直接导致了缺乏购买健康食物（以及其他健康消费）的充足财力……

在我过去的想法中，我忽略了运气在生活中的诡秘角色。运气并非以小概率事件的形式影响着一次两次的成败，而是渗透进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你出生在哪个国家、你的父母是怎样的人、你的性别、相貌。性取向……它们塑造性格，它们决定你如何被教育，它们标记你的起点，它们甚至能够影响你勤奋、努力的程度。所以，我们取得的某种幸福、达成的某种目标，可能首先要归功于我们幸运。我们未必理所应当得到这些，我们只是幸运：幸运地拥有某些禀赋或者幸运地降生为这个社会中占有统治地位的多数派。而作为一个幸运者，最不应当做的就是滥用自己的运气，去苛求不幸者的加倍努力。1%不该去去质问99%为什么不多打一份工赚钱，异性恋者不该去质问同性恋者为什么要与众不同而不去融合社会，男性不该去质问女性为什么不能尽到自然义务、家庭事业相平衡。

这会不会导致一种悲观的情绪？既然运气的影响如此之大，造化又往往弄人，个人努力还有什么意义？

并非如此。恰恰是因为我们需要让个人努力成为每个人追求自己理想生活过程中最关键的因素，使我们的生活状况决定于我们有能力选择的，而不受我们无力控制的所摆布，我们才需要平衡运气对不容个体的影响。运气与努力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个体自省的对象，也是社会规则应当考虑的对象。

那句八字箴言怎么说来着？“敏于志向，钝于天赋。”

身为一个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如果在留学之前有人问我，身为一个中国人意味着什么，我的回答应该是这样的：

意味着五千年悠久文明的传人（之一），意味着高速经济增长奇迹的见证人（之一），意味着一个独特文化的载体（之一）……

如果现在再次遇到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可能只有简单的两个字：少数。

附加在中国人身份上的种种关于文化、历史乃至制度的光环都随着见识了更多来自其他国家的人而渐渐消散了，唯独“少数族裔”这一条完全客观的描述还在。作为少数族裔的一份子，没有了国家机器与普遍观点动力十足地输出优越感之后，我便渐渐发现，中国实在是没什么特别。所谓不特别，就是既不特别好，也不特别坏。高深的思想不足以睥睨来自其他文明的思想家，所谓的民族劣根性和普遍的人性弱点相比也没有更不堪，没有特别聪明，也没有特别愚笨，套用某个社科调查的结论，就是个体差异远远大于种间差异。至于制度特殊性，任何两个国家之间的制度规范与制度的实际运作都千差万别，各个国家的文化、历史等多种特色都差不多一样“特”。如果不是把自己放在世界的中心详细观察，同时又将其他国家放在世界的边缘粗略看看，很难得出中国的特殊性远远超出其他国家的结论。

特殊性又往往连接着优越感。在最初来到英国的日子里，常常听到中国留学生称呼印巴裔居民“阿三”，虽然明知道这个称呼有点蔑视，我却并没有觉得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不过就是“随口一说”。与这种情况对比鲜明的，则是对于他人评价中国的敏感。每每有机会谈到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提到问题与不足，总是按捺不住要辩白几句；辩白也还不够，更要将对方的观点归因于某种敌意。

现在看来，一旦丧失了这种建立在对自己国家特殊性基础上的优越感，自己的大意和敏感之间的矛盾显得异常可笑。一方面是对其他族裔的不屑和怠慢，另一方面却又要求自己不被如此对待，更甚至，本属于讨论范畴的批评与评论都被视作不被允许的敌意。可是，凭什么我们作为中国人能够拥有这样的特权呢？即使有，我们又凭什么接受得理所应当呢？

常常有留学生说，出国以后变得更加爱国了。对我而言，这句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留学给了我一个思考“中国人”身份的机会，却并没有让as我在中外对比中获得更多的优越感。作为少数群体的一份子，真正的尊严要依靠争取平等，而不是争取特权。

那些以为不可能的，不会不可能

我最初读书的学校是英国第一所不分性别、种族、宗教信仰、政治背景招收学生的大学，而这段历史尚不足二百年。两百年实在算不上太长，但是却已经足够将人们的观念彻底翻转，男女同校曾经不可想象，当下却已经毫不稀奇了。当年那些为了平等教育权利奔走的人，大概也曾被视为离经叛道的怪人，竟然相信自己的一点力量可以改变社会、颠覆传统。他们的诉求曾被视为可憎，他们的努力曾被视为可笑。

作为女性，作为华裔，我感激他们。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我并没有意识到被我视为理所应当的权利，并非无缘无故，而在于这些未曾谋面的人的自我牺牲。“诉求可憎，努力可笑”的人群并没有消失，他们仍然构成今日抗争的主角。性别、种族（民族）、宗教信仰、政治背景、性取向、财产等等因素，仍然构成人们追求自己理想的生活障碍。社会还远远没有进步到理想规范已经完善、人类唯一任务是科技发展与财富积累的程度。

我后来读书的学校图书馆外墙上，在今年年初贴上了一幅巨大的黑白画照，那是英国女性争取普选权运动的一个片段。每次走到图书馆前面的小广场，总是不能不把视线停留在那上面几秒。画中人距离我到底有多遥远？是一百多年还是只有这短短几步的距离？直到毕业，我并没有去查过为何图书馆外墙要选择这样一幅画照，不过在诸多可能的深意中，我想应该有一条是提醒着后来者，曾经以为不可能之事，不会不可能。 

★本文为微思客主题策划“留学改变了我”系列文章之一，由微思客首发。如果需要，欢迎转载，但务必完整保留此说明，并注明：本文转载自“微思客WeThinker”微信公号（wethinker2014），并附上本网页链接，作者孙金昱，微思客编辑，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