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摄影：刘彪）

2014年度环境热词盘点

朱李李

新《环保法》

今年4月份，被称为可能是我国“现行法律里面最严格的一部专业领域行政法”的《环境保护法》修订案在人大表决通过，即将于2015年1月1日起生效。

这是自1989年环保法颁布以来的首次大修，法律条文从原来的47条增加到70条，修订过程历经三年，过程起伏坎坷，负责新法起草工作的机构一度从人大环资委换成了更关注环境利益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而且由于环保界人士的积极争取和广泛的公共讨论，审议最后阶段修改幅度仍然较大，所以人大常务委员会不得不破例进行了第四次审议（一部法律通常最多经过三次审议）。公共领域的争论有效地影响了该法的最终立法结果，尽管这是否能成为今后环境治理方案审议的模式还言之尚早，但已经成为广开言路对立法产生影响的正面范例。

同时，这部“最严格”环保法的出台也有大背景的推动。在中国人大网上，关于这部新法出台的通稿指出：“环境问题成为中国最大的民生问题，影响社会安宁和经济发展，考验中共执政能力。”“ 厦门、大连、四川什邡、江苏启东、浙江宁波等地先后爆发‘涉环保群体性事件’。”显然，环境问题已经定性在“维稳”和中共“执政能力”的高度了。

官方表示，新环保法将为环境保护提供更有力的法律依据。环保部将拥有更多法律权力，对环境破坏行为和相关责任单位采取更为严厉的惩罚措施，包括关闭污染企业，没收污染设施、设备等。公认最严厉的一项措施为“按日计罚”，即按照违法的天数计算罚款，这将使许多企业因违法成本大增而无法生存，最终被淘汰。同时，没有做环境保护评价、偷排污染物、伪造数据，其责任人都可能被依法拘留。

除此之外，公众参与、公众监督成为修法亮点。新法也由于增加了环境污染公共监测预警的机制，并对环境污染的区域联防联控提供了法律依据，而有望推动大气雾霾治理。

但新《环保法》仍然在法律实施层面有许多不足之处。环保部门仍然严重受制于各地方政府对人事和资金方面的把控，可能很大程度上限制新法的实施；地方环保部门在执法和制裁环境违法行为上究竟有多强的意愿，也是一个疑问。

*本条目参考《中国人大网》和《中外对话》相关信息

公益诉讼

与新《环保法》相联系的是公益诉讼。新法将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扩大到“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政府民政部门登记、连续活动5年以上且无违纪记录的社会组织”。这样一来，全国约有300家环保组织符合这一标准。这一规定的局限在于公民个人无法发起公益诉讼，但这仍然被普遍看做一个重大进步——中国从此建立了公益诉讼制度，公众得到了一个新的应对环境污染的武器。

今年10月底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提出探索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应该成为2015年的司法改革重点。

今年底，全国首例由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保护领域行政公益诉讼就发生在贵州：贵州省金沙县人民检察院将县环保局起诉到遵义怀仁市法院，理由是“环保局怠于处罚逾期不缴纳排污费的企业”。在收到法院的通知书后，金沙县环保局立即对涉事污染企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检察院认为，行政公益诉讼目的已达到，提起撤诉。法院审查后，裁定准予撤诉。

几乎同时，广州白云法院12月25日审理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诉被告方运双、谭耀洪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一案，判决谭耀洪和方运双共同修复他们经营的鱼塘到本次污染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逾期未修复的，由环保部门制定具有专业清污资质的机构代为修复。修复费用由谭耀洪和方运双承担，并相互负连带责任。该案成为中国首宗检察机关支持中华环保联合会作为原告提起的土壤受污公益诉讼案件。

尽管有这些积极的案例，仍然有专家担心，没有足够受理公益诉讼案件经验的法院，可能会对处理中国复杂的环境案件感到棘手。

*本条目参考《人民法院报》、《人民网》、《中国青年报》和《中国新闻网》相关信息

土壤污染

今年四月份，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终于公布了经费预算达10亿元、早在2006年就启动了的全国首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结果，显示全国近五分之一的可耕种土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 16.1%。”

另一个数据是去年底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世元在土地调查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一个数字：中国内地中重度污染耕地大约为5000万亩。这也是中国官方首次向媒体公布内地中重度耕地污染总量。

这些令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数据曾经还被列为“国家机密”不予公布。2013年有律师曾向环保部申请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法和数据信息”和“全国土壤污染的成因和防治措施方法信息”，被环保部以“数据属于国家机密”为由拒绝。

今年正式公布的报告还显示，主要污染物为重金属镉、镍、铜、砷、汞、铅，以及有机物DDT和多环芳烃。重金属污染物的情况与近两年来媒体广泛报道的受镉污染的大米和重金属污染村庄是吻合的。接下来，一系列需要解答的问题涌现出来，包括污染健康损害评估体系、污染土地的处置、污染应对的技术方案，以及对食品安全造成威胁如何控制。

*本条目参考《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和《凤凰周刊》相关信息

APEC蓝

相信不光是在环境领域，在整个2014中国年度新闻上，“APEC蓝”也足以成为热点词汇。11月北京APEC会议召开期间，北京市民享受了一周左右的湛蓝天空。习近平也在会议上表示希望能让“APEC蓝”持续下去。

这背后其实是10月底就开始的华北地区企业关停和机动车限行等大规模减排行动。据媒体报道，在北京周边省市停、限产污染企业累计1万余家，停工工地达2万多个。这使得北京APEC期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PM2.5浓度平均下降33%以上。

无疑，以上都是行政命令式的临时政策。“APEC蓝”背后的真正关键词仍然是PM2.5和减排。北京市今年在这方面往长效努力迈出了一步：3月份开始实施的《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将降低PM2.5浓度列为污染防治目标。并且，明年1月底，北京将首次就该条例的实施情况以书面报告的形式进行审议。

与能源和工业转型密切相关的减排和空气污染控制仍然挑战巨大。今年9月由New Climate Economy发布的报告（http://newclimateeconomy.report/）显示，燃煤造成的空气污染引发的死亡和疾病折损了中国13%的GDP。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减排，是中国未来长期面临的考验。在这个意义上，“APEC蓝”不再是热点，但“PM2.5”和“减排”也将长期是公众关注也好、调侃也好的热点词汇。

*本条目参考《国际在线》和《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相关信息

绿色GDP / 生态GDP / GEP

“绿色GDP”这个名词我们早就不陌生，但今年似乎是动了真格：截止今年8月份，中国有超过70个县市告别“唯GDP论”的时代，取消GDP考核，以环境和民生的考核导向取而代之。其中，福建省走在最前面，率先对34个县(市)取消GDP考核。

这一变革的政策信号始于去年6月，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此后的多次会议以及文件中都释放了淡化GDP考核的强烈信号，2013年12月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其中8个要点，有6点提到了生态或环境问题。

官方媒体称这是一场“艰难的告别”，不仅是地方政府习惯于“唯GDP论”的政绩考核，另一个原因是缺乏替代考核方式。由此，“生态GDP”和“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浮出水面。

其实早在2004年，绿色GDP——从传统GDP中减掉资源消耗成本和环境损失成本之后的剩余GDP——就在环保部下属研究机构的研究核算中。2012年由国家林业局下属研究机构提出生态GDP概念，即在现行GDP的基础上减去环境退化价值（如草地退化等），减去资源消耗价值（如木材的消耗等），再加上生态效益（如涵养水源等），最后得出的值。

另一个最新指标是GEP，即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ross Ecosystem Product），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与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共同研究。GEP包括生态系统产品价值（如木材）、生态调节服务功能（如大气净化）和生态文化服务价值（如休闲旅游）。

目前，这三个指标均被不同的地方政府采纳进行试点，期待这场“艰难的告别”有一个可喜的结果。

*本条目参考《人民网》和《华尔街见闻》相关信息

中国海外投资

中国在非洲、南美洲和东南亚等地的基建、能源等大型投资项目，是中外皆密切关注的议题。今年对中方来说，似乎是坏消息比较多的一年。

极富争议的湄公河大坝项目在湄公河下游的几个国家——越南、缅甸、柬埔寨和老挝——遭遇持续的“反大坝”抗议。越南叫停建湄公河上的一系列大坝建设；缅甸也向中国和泰国政府递交了请愿书，要求立刻停止正在规划中的六座萨尔温江大坝建设。

在秘鲁，中国在海外最大的铜矿项目，千万吨级的世界特大型铜矿、位于秘鲁中部的特罗莫克铜矿，因在施工生产中破坏环境被秘鲁官方叫停。

*本条目参考《人民网》和《中外对话》相关信息

三峡工程

恐怕按照报道和公众讨论的数量，“三峡工程”都不能算是环境新闻的热点，因为自从2011年中国政府发布正式声明承认三峡工程存在严重缺陷、并可能引发生态和环境问题之后，舆论即试图避而不谈三峡，淡化公众关注。但将三峡淡出舆论热点显然是非常不明智的，它早就隐现的危机应该得到更大的公众关注。今年9月上旬，三峡库区湖北省秭归县发生山体滑坡，装机容量1000千瓦的利丰源水电站（原名大岭山水电站）被彻底冲毁。这是三峡库区首次发生水电站冲毁事件。

地质专家认为，三峡库区已进入灾害高发期，水电站被冲毁在意料之中，而这只是冰山一角，全国已有多座水电站因地质灾害而损毁。目前三峡库区大大小小的水电站多到无法统计。利丰源水电站被毁恐怕不会是最后一起事故，事故与风险存在于全国各地的水电站。

*本条目参考《中外对话》和《南方周末》相关信息

气候变化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11月初发布综合报告，称目前全球温室气体已达到80万年以来的最高浓度。1951年至2010年在已测量到的全球平均地表温度的升幅中，超过一半“极有可能”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这意味着“人为引起气候变化”一说从科学角度被证实了。

该报告警示，全球必须在2100年之前把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到零，否则恐将引发生态和社会灾难。如果温室气体继续以失控的速度排放，有可能会让几代人在消除贫困和饥饿上取得的进步停滞甚至逆转。

紧随这份措辞严厉的报告，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在今年底达成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国内外媒体纷纷用“具有历史意义”，“里程碑式的”等词汇来形容这一消息。在这一声明里，美国宣布在2025年前使碳排放下降26%-28%，中国则承诺使碳排放在2030年达到峰值，并将零排放能源比例从2020年15%进一步提高到2030年的20%。

这份声明被普遍看做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良好范例。12月开幕的利马气候大会，虽然其结果也有诸多的局限，但相较往年的气候大会，取得的成果已十分积极，为明年的巴黎气候大会奠定了良好基础。

*本条目参考《中外对话》和《澎湃新闻网》相关信息

能源互联网

"能源互联网"这个概念在今年下半年突然火了起来，还有不少“今年是中国能源互联网元年”的说法。但关于能源互联网到底是什么的界定众说纷纭，借用杰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里的定义：电网将变成分布式和可分享，电网会变成像互联网一样。能源方面的专家将此细化了一下：轻侯新能源总经理潘建认为，能源互联网就是希望能源可以像生活用品一样可以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可以通过阿里巴巴或者58同城甚至是微信等中介或平台自由地买卖。

国家电网董事长刘振亚今年也在公开演讲中提出一个宏观的“能源互联网”概念，同时，我国在电网方面有了不少新动向，比如特高压输电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五月份两网放开电动汽车充电桩建设。这都是往能源互联网方向靠近的举措。

然而对比在能源与互联网结合方面走在前面的德国，不难发现中国和德国能源市场差异巨大：德国的能源市场是开放的、透明的和充分竞争的市场；而中国的发电端之后，用电端之前都是由国家电网垄断的。经过半年左右的探讨争议，能源市场专家们的共识是，中国“能源互联网”的元年还远未到来，但如果按照能源经济的大趋势来发展，这一年终将到来。

*本条目参考《财新-无所不能》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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