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我该拿什么爱你

段善策

【微思客影院 编者按】
        盘点刚刚过去的“黄金周”电影表现，可谓有人欢喜有人愁。与《心花路放》的屌丝逆袭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黄金时代》的曲高和寡。但后者票房上的差强人意并不妨碍网络上的文艺狂欢。与文艺片通常遭遇的“叫好不叫座”的情形略显不同的是，对于《黄金时代》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这至少表明了观众视界和作品视界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伽达默尔说：“在任何情况下，每一个经验着艺术作品的人都整个地把这种经验纳入到自身中，即纳入到他整个的自我理解中，艺术作品在这自我理解中才对他来说意味着某种东西……理解从来不是一种达到某个所给定‘对象’的主体行为，而是一种达到效果历史的主体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黄金时代》是一个蕴涵着无限连续意义的复杂文本，它为每一个观众提供了一个收容“自我理解”的位置。因此，我在这篇文章中想要做的，就像麦茨所说的：是保持一种使我能够爱它的疏远，保留对它的探问。同时，亦以旗帜鲜明之言论激荡百家争鸣之效果，抛砖引玉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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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一位朋友曾说：既然花钱买票就应该选片长长的。这大概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观影心态。但于另一部分人，却未见得消受。比如我，上次在影院看三个小时的电影还是3D版《泰坦尼克号》。这倒不是说长电影于我定是小脚老太的裹脚布，像半纪录影像风格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虽然片长达到惊人的四个小时，但观赏起来却一气呵成、余韵绵长。视觉奇观只能提供短暂的刺激，它需要通过强度的渐次升级方能延迟快感消退期的到来。而影像持久的代入感只能倚靠故事的灵魂与观众的心灵达成某种共振才能实现。在这一点上，《黄金时代》基本是失察的。

整体而言，影片的核心人物萧红基本是游离于故事之外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影片的叙事中，萧红的故事是借由各式各样的男男女女不断言说的片段构成的，但她的真实面目却又永远漂浮在片段之上，时隐时现、捉摸不定。从另一个角度讲，跳脱被讲述似乎符合人物本身的性格特征——萧红原本就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谜一样的女人。然而，人性的复杂和多面并不等于每一个人都是一团浆糊的轮廓，况且萧红不是盖茨比，她的故事也不是罗生门。

诚然，娜拉出走以后，中国女性在社会向现代性转向的过程中遭遇了比历史上更为严峻的困境——原本砸烂枷锁、走出闺房的妇女最后无奈地发现自己身陷新旧男权势力的双重夹击。但遗憾的是，影片在思考这一社会问题时了无新意，反而由于许鞍华对萧红投射了太多的自我同情，而致使全片陷入了老式女性电影自怜自艾的窠臼。因此，乍一看它是一尊高冷女神，仔细一看其实是一个大龄怨妇。

关于两萧分手一段，聂绀弩说两萧、端木三位当事人各执一词。然而有趣的是，我们只在影像里看到了萧军和端木两位男性的说法。也就是说这段三角关系中，作为结点的女性的声音缺席了。这种缺席意味着什么？联想到影片前半部分未婚夫的哥哥不由分说当众羞辱萧红的场景，此处似乎同样是暗示在男女问题上女性永远处在被评价、被言说的位置，因而随时处在被污名化、为男人擦屁股的危险境地。因此，萧红失语的背后是许鞍华满腔的控诉。

在给萧军的信中这样写道：“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老实讲，早前曝光的某些海报对“黄金时代”四个字在社会政治学上的强烈暗示让我对这句话有过某种期待和幻想，我也眼见某些影评也在此处着墨意淫。然而，在影像中，这句话不过是一个女人希望唤起喜欢的男人最后的怜惜的委婉措辞，字里行间流露出故作轻松地自怜和欲言又止地埋怨。正是内心涌动的自怜和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让萧红很多时候会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幼稚表现。比如，当她在重庆和端木有了裂隙后便开始幻想假如自己拍电报给已经另娶他人的萧军，他一定会立马赶过来接她走。

影片中，聂绀弩曾建议萧红去延安，但她以自己对政治是外行为由婉言拒绝。后来胡风问起她丁玲的事，她又宣称自己和丁玲是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只有关心政治的人才会自命女性主义者，而萧红对政治是无胜好感的，因此，她不大可能会去深入思考自己离经叛道的人生轨迹于社会政治有何价值。连促使她刻薄评价丁玲的理由也是感情上的醋意大于政治上的隔膜。她曾抱怨离了萧军发现自己根本没朋友，曾经的朋友圈全是萧军党。实际上，萧红与由组织安排的集体动物和派别动物的自我身份貌合神离，但基于经济和人身安全的考虑，她又不得不委身在“东北作家群”这个集体里，于是一有机会便想和自私自我的自然属性私奔他处。聂绀弩曾劝她少一点儿女情长，多想想文坛地位的事。而萧红晚期作品《呼兰河传》继续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创作事实显然是她对这种善意提醒无声地拒绝。因而本质上，写作于萧红如果非要说是政治的，那也只是为了显示自己魅力的证明。记得当听到萧军说喜欢她是因为欣赏其写作上的才华时萧红是如何反应的吗？她说：如果我没有你想的那么有才华呢？

对于当时的很多作家而言，写作是一种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和社会声誉的工具，然而，对于萧红而言，文学是走进男人的世界，并赢得男人关注的资本。当萧军对她上述疑问笑而不语时，她悻悻地拿出笔纸开始写作。若她真的很爱萧军，就不可能对萧军和她的孩子的逝去无动于衷。她最爱的是她自己，所以孩子死了，她最紧张的仍然是自己内心的寂寞和人身的安全。从某种程度上，她对萧军的念念不忘，并不是她有多爱萧军，而是因为她的作品没有征服萧军。倘若萧军也开始仰视她的作品，他立刻会变成萧红眼中第二个端木。正如萧红自己所言，文学才是她的全部生命。这也就不难理解她为何对其文学导师鲁迅如此仰慕了。

许鞍华不仅刻意凸出萧红个人悲剧的时代烙印，而且还将她生命中的几个男人统统钉上了十字架。父亲、未婚夫、萧军和端木一概薄情寡义之徒。黄渤在《心花路放》里问长腿白富美是不是觉得世上没有一个男人是好东西，然后悲伤地发现人家是一个女同性恋。单论心态和境界，宁浩的自嘲比许鞍华的自怜高出一截。

每一次，萧红都怀着前任的孩子和后任结婚。每一次，孩子最终被无情地放弃。这令我不得不质疑影片开头她所说的 “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到底是为了强调后半部分，还是前半部分。一个缺少父爱的孩子注定会憎恶孩子吗？即便从祖父那里还获得一点爱的补偿。明显，影片在萧红的性格塑造上有先入为主和为其开脱之嫌。

如果影片硬要将萧红的性格悲剧上升为对女性受到社会压迫这一时代悲剧的反思，那么，影像中梅志的模范家庭的象征意味又是什么？这也再一次让我不由得追问：真的是这个“黄金时代”一手造成了萧红的个人悲剧？她在多大程度能构成一个测量时代政治文化病灶的样本，抑或只是一个偏离常态的个案？

需要理智的地方，诉诸了情感；需要情感的地方，却使用了理智。这既是对萧红悲剧命运的脚注，也是对许鞍华失常表现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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