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点城市与破裂城市

——全球化和区域化背景下北京城市角色之矛盾

王晓阳 

一、现代全球城市理论使传统区域经济理论面临挑战

传统的区域经济学理论认为，透过区域内部中心城市的发展，必然带动周边卫星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发展，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整个区域的增长。这是一般发展理论的核心观点。该理论称，区位将会影响并决定区域内部城市的经济发展进程。因此，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区域内的各城市将会通过彼此之间的合作和互动关系，在资源使用最优化的效用下，取得经济发展的均衡点。因此，如何透过市场机制，促进区域内的合作，是整个区域经济成长的关键。

与此同时，成长极理论则认为，空间不过是经济活动的载体，这和柏拉图时空观一致。因此，只要在区域内部有少数城市先行发展，透过所谓财富渗透效应，或是经济乘数效应，将会带动区域经济的整体繁荣。这些理论，基本上都将空间视为是一种中立不受社会力干预的载体或经济活动的容器。因此忽视了生活于其中的个体──理性的自然人以及市场经济的最終目的──资本的积累与扩大再生产。

80年代之后，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迅速开启。萨森的全球城市和Castells节点城市理论的提出，进一步对区域经济学模型提出挑战。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新自由主义逐渐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主流的经济指导思想，国家控制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越来越渗透新自由主义的色彩。新自由主义鼓励全球化，开放国内市场，吸引外资，投资便利化，以信息化为平台，以经济金融化和跨国公司建立分支机构为手段推动资本全球扩张。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在空间上需要一些门户城市和中介，它们就是全球城市，例如伦敦和纽约。

Castells的研究认为全球经济社会将形成一个网络状的组织，而现代通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这样的组织变成可能并加速形成。每一个城市的地位，将有其所在的网络中的地位决定，而非其內在的社会经济条件所決定。因此，Castells指出在全球的尺度上，支配性的组织空间将是自由流动的，而传统的本地空间组织将屈从于这一支配性的流动力量，形成全球网络中失落或接轨的一环，进而决定其发展机会。

全球城市的出现，逐渐通过跨国公司和网络社会建立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这不但改变了城市发展的模式，更严重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及造成区域内部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发展的脱节。因此，新的节点城市与碎裂城市便伴随着全球城市网络的形成，在90年代起开始出现在全球各地，并迫使原有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式，面临严峻的挑战。

二、北京发展模式的转变

1949年之后，北京通过首都地位依靠行政手段获得了大量的资源，成为国家体制内的黑洞。这样的城市发展模式，按照传统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正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透过北京的发展以及京津冀内部城市的互动，将经济增长由点，扩展至线，再扩张到整个京津冀区域的发展。然而，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大潮下，这样的假设成为泡影。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循环因果机制，北京和河北之间形成了极端的核心—边缘结构。北京的市场需求远大于河北,并成为它进一步吸纳产业、积累资本和创新的重要力量来源。北京还由于运输和贸易成本的节省而对产业和人口形成巨大吸引力。上述力量本身既自我加强又相互加强,形成循环因果,并同时涉及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在空间上的影响随距离增加而衰减,但在特定阶段往往随时间延续而增强。北京的首都优势促进了产业向北京集聚的循环因果的形成。

90年代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越来越多地发挥基础性作用, 市场的力量又为这种差距推波助澜。因为在市场的驱使下，资本、人才、信息、原材料等稀缺资源都会流向发达的北京地区，河北中小城市不但无法从市场中受益，反而被进一步剥夺了各种资源，加剧了落后，这就是所谓“马太效应”。

新世纪以来，因为在全球城市网络形成的背景之下，新的信息技术和通讯手段的飞跃，使得北京城市发展需要的资本、人才和信息的流动与交换，不再特别依赖京津冀区域内部，如何与上海、香港等国内领先城市，以及伦敦、纽约和巴黎等全球城市互动，吸引高端的科技精英、金融人才，提升北京的全球竞争力才是北京未来城市发展的关键。北京的发展与成长逐渐与京津冀地区脱离关系，反而与沪港等主要城市或其它全球城市彼此的联系更为紧密，比如中国的京沪港金融三角正在形成。

三、北京，节点城市与破裂城市

中国加入WTO以来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依然保持了较快速度的增长，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迅速提升。根据刚刚发布的《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达到1078.4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2.8%。在“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央企不断壮大，北京直接受益。北京目前是大陆现代服务业最发达的城市，2014年财富世界500强中，总部在北京的跨国公司已经达到52家，超过东京和巴黎，位列全球第一。北京被很多智库和学者视为崛起中的全球城市，麦肯锡、福布斯和PWC的城市报告中，北京是全球最有经济影响力的几个城市之一，成为现代经济金融体系中的重点节点城市。

在北京迅速崛起的背景之下，全国的人才和国际精英透过节点城市的资源转移，向北京集聚，使北京的发展越来越脱离京津冀地区，形成一个孤岛，也就是这个区域内部的“破裂城市”。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将面临难以破冰的困境以及严重的挑战。

一方面中国的大国崛起和北京未来的城市发展定位，需要北京改善基础设施，投资环境，改善宜居环境，进一步吸引人才，以强化作为大国崛起的标志以及加强北京与全球城市或者区域节点城市联系的基础，这将导致北京和区域内部其它城市的联系逐渐减弱。而另一方面，河北对北京的发展贡献将会越来越小，两者之间发展形成产业断崖，京冀之间的互动和合作找不到切入点，北京对河北的拉动作用也十分有限。这是北京在全球化与区域化背景下城市角色十分对立冲突的地方。

四、京津冀协同发展，河北如何应对？

面对这样的严峻挑战，京津冀合作中的河北一方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河北应该从自身制定更合适的区域化发展战略，待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规划出台之后，将国家的资源，透过更地方自主的发展模式，自力更生，以合理的区域主义对抗全球化给本地区带来的负面效应，尝试建立新形式的区域内部中小城市经济合作模式。

一方面应通过省内城市的互助合作，将可控的资源进行最有效的分配。例如，唐山、秦皇岛有港口，但缺乏腹地，承德属于限制开发区域，工业在布局上要向南延伸，三市经济合作有内在的需要。而毗邻京津的唐山市目前已成为河北省重要的经济中心，也是环渤海地区经济活力点。以唐山为中心建设冀东经济区，不仅会盘活河北东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将是环渤海地区经济增长的极点。港口经济发展是实现经济区设想的发动机。秦皇岛历史上就是唐山的一部分，有港口经济基础，而提升唐山的曹妃甸和唐山港功能，大力发展临港经济，能使唐山起到更大的带动作用，形成更强的辐射力。

另一方面，应改善本地的基础设施，投资环境，尤其是改善空气污染状况，吸引更多的外资，享受全球化的正面效应。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让处于弱势一方的河北能得以自立，改善长期不合理的京冀关系，进行强化以河北城市发展能力为目的的政策规划。只有这样，京津冀的合作才会对河北地区的城镇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产生真正的意义。

★本文经作者授权由微思客推送,首发于“微思客WeThinker”微信公号（wethinker2014）。作者王晓阳，牛津大学金融地理学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城市，系微思客特约作者。 如需转载，请附上本说明，并附上本网页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