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图片来源于网络）

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城市与全球城市

王晓阳

引言：本文实质上是一篇关于世界城市与全球城市的文献综述，试图勾勒出这两个概念的形成轨迹，并进行简单比较，时间仓促，可能有遗漏。

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出现大概是在上世纪60年代。伴随着由于现代化的交通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地理时间与空间被压缩。原本相对独立又保持完整的地理单元如国家、区域和地方越来越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社会与经济发展发生转变（Harvey 1989）。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西方国家内部凯恩斯主义失效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崛起，以国家控制为特征的世界经济逐渐演化成跨国公司控制，而在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总部逐渐集中在少数大城市，这些城市被称为世界城市（World City）。

世界城市和全球城市概念的起源与萌芽

世界城市作为一个术语可以追溯到德国文学家歌德的作品中（Sassen 2001）。根据英文版人文地理学辞典的解释，世界城市作为学术概念第一次出现在Patrick Geddes 1915年的著作Cities in Evolution中。不过Geddes的研究几乎被现代人遗忘，第一部对当代世界城市研究有重要影响的是英国Peter Hall的The World Cities (Hall 1966)。在该书中，Hall认为世界城市是一些特定的大城市，他通过一系列的具体指标如政治、贸易、交通设施、金融、文化、科技、和高等教育等，分析了处于世界城市等级体系-金字塔顶部的一系列城市：伦敦、巴黎、鹿特丹-阿姆斯特丹、鲁尔区、莫斯科、纽约和东京等。

全球城市（Global City）最早起源于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列斐伏尔，然而很多当代学者如Robinson（2002）、 Derudder(2006)错误地认为这是Sassen的发明。1970年，列斐伏尔的The Urban Revolution一书最早提出了global city的概念，他指出全球城市as a “centre of power” and a “decision-making centre” that does not necessarily coincide with the capital city. 并且列斐伏尔暗示此概念的灵感来源于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

世界城市与全球城市并行阶段

7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一些特大城市作为战略要地进而控制全球经济的观点开始出现。这些学者认为大型跨国公司的总部不断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这对于世界经济的结构会产生重要影响。

Hyber(1972)认为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集中在一些关键城市，这些城市将成为高级战略规划中心。他是第一个构建出全球的城市等级的学者，并指出国际经济主要被哪些城市控制，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城市列表。Heenan (1977)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文章认为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在各区域的布局需要全球城市出现，这些城市就是Command Centre。Cohen（1981）不仅考虑了城市作为跨国公司的总部，还特别关注了金融和相关的商务服务业。他是第一个把研究视角从跨国公司转向现代高端服务业的学者，并衡量了城市作为国际商务中心的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Cohen认为全球城市是新的劳动力国际分工的协调和控制中心，这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学者第一次把战略控制理论与世界经济联系起来，对后来Friedmann和Sassen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Cohen的论文中还提到全球最顶级的商务中心是伦敦、纽约和东京，为Sassen的全球城市假设奠定了基础。

约翰弗里德曼（Friedmann）与世界城市

世界城市被人熟知，归功于Friedmann的城市研究。Friedmann与Wolf（1982）指出：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的控制中心，没有世界城市的存在，全球经济体系的建立和联系是无法实现的。他们推测了世界城市等级存在的可能性，并分析他们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全球影响和控制。Friedmann（1986）的论文提出了世界城市假设，他强调：世界城市作为全球资本的根据地进行生产与市场的构建；世界城市对全球的控制主要体现在对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重塑；世界城市是全球资本主要集中和集聚的城市；世界城市是主要的移民目的地；世界城市的形成暴漏了产业资本主义的矛盾，尤其是阶级的空间极化（收入的极化），这与Harvey的观点是吻合的（Harvey 2014）。

在实证研究部分，Friedmann勾勒出著名的世界城市等级，并引入一个新的概念“Semi-Periphery”。他对30个世界城市进行了分级，指出哪些城市是首要的世界城市，哪些是次级的世界城市；哪些世界城市位于世界经济的核心位置，哪些处于相对的边缘位置；哪些是起主导作用的，哪些是次级主导。不难看出，Friedmann的研究具有浓厚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的色彩和认识论框架，他强调世界城市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全球的控制功能。

“全球城市”内涵的升级：Sassen的全球城市

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新自由主义逐渐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主流的经济指导思想。国家控制的国际金融体系越来越渗透新自由主义的色彩（Thrift 1994）。随后，英美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执政的80年代大力推行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新自由主义鼓励全球化，开放国内市场，吸引外资，投资便利化，以信息化为平台，以经济金融化和跨国公司建立分支机构为手段推动资本全球扩张，逐渐形成网络社会的流动空间（Castells 1989，1996），也标志着新帝国主义形成和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化（Harvey 2003）。而新自由主义的扩展在空间上需要一些门户城市和中介，它们就是全球城市，例如伦敦和纽约。新自由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金融业的地位大大提升，逐渐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以金融为核心的现代高端服务业成为产业链中的最高端。

如Thrift（1994）所言：“Finance has become both more universal and more particular.”而Sassen（2002）也指出“The power of finance is not only enacted through the entitie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but also by the participation of advance producer services.”

Sassen的全球城市假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与Friedmann的世界城市相比，Sassen的关注点从跨国公司完全转移到高端生产性服务业（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上来，体现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逐渐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在全球城市假设中，Sassen的主要创新在于：全球城市作为后工业化时代金融和专业服务业的生产场所；全球城市可以为企业和政府提供跨国的金融和专业服务业方面的服务；金融业与相关服务业如法律、咨询、会计、信息服务、广告等行业紧密联系不可分割；首次在全球城市研究中提到了集聚经济的概念，她的分析与后来空间经济学家Duranton和Puga(2004)总结的集聚经济的三种机制：共享、匹配和学习机制基本吻合；提出了全球城市之间跨国境的交易和网络的形成；全球城市作为知识和信息收集和溢出的场所。

为了和之前Cohen的全球城市、Friedman的世界城市概念区分，Sassen的全球城市假设强调了全球城市作为生产场所的角色，并且把command、control抽象化了，而不是作为一个powerhouse，带有后韦伯主义城市研究的味道。例如她指出全球城市体现在CBD中，各种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并形成集群，各行业各公司之间不断发生业务网络，是一个公司-公司的网络状业务关系，而不仅仅是城市-城市的网络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Sassen的全球城市假设中，有一个假设与现实情况南辕北辙，她强调集聚经济的规模不经济将导致跨国公司总部不断迁移到其他的城市，从而城市的极化现象将被削弱，认为这是一种New geography of centrality and marginality，但并没有实证研究支持。

世界城市与全球城市的对比 　

对于世界城市和全球城市的对比，GaWC 研究员Derudder给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分析（表1）。 但是两者最大的区别还是反映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不同，并且如Sassen着重描述的，她试图通过全球城市这个概念把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和后韦伯主义城市研究中和，从一味强调Power转向生产的讨论，这一点在Taylor（2001, 2004）的世界城市网络和Interlocking network model中并不能体现出来。

网络社会与世界城市网络研究

90年代之后，互联网和新的通讯技术迅速发展，Castells ( 1989 ) 所提出的流动空间( space of flow ) 的概念，随后提出了Network Society(1996)。Castells的研究认为全球经济社会将形成一个网络状的组织，而现代通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这样的组织变成可能并加速形成。每一个城市的地位，将有其所在的网络中的地位决定，而非其內在的社会经济条件所決定 （后在Storper 1997年的著作The Regional World中被尖锐批判）。因此，Castells指出在全球的尺度上，支配性的组织空间将是自由流动的，而传统的本地空间组织将屈从于这一支配性的流动力量，形成全球网络中失落或接轨的一环，进而決定其发展机会。

受Castells的影响，世界城市网络的研究开始兴起，Taylor（2001，2003， 2004）构建了一个Interlocking network model来进行世界城市网络的定量研究。虽然他的数据库中是著名服务业跨国公司在全球主要城市的分布，但仅仅反映的是城市作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仍然是一个权力的叠加，实质上只能反映Friedmann世界城市等级的经济方面。由于数据的不可获得性，他的模型可以反映城市-城市的联系，但无法测算公司-公司之间的联系，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释Sassen的全球城市概念。但GaWC某些学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模型中的世界城市与全球城市是不兼容的。例如，Derruder认为有些城市比如上海和首尔是well-connected global service centres (全球城市)，但他们并不是主要的世界城市。实际上，在Derruder的定量研究中并不能展现Sassen全球城市概念的实质，即现代服务业集聚中公司-公司之间的生产与再生产的业务往来。因此他关于上海是一个全球城市的论断也是站不住脚的。

新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的影响力逐渐扩大，批判也随之增多。Robinson （2005）的批判是犀利，与此同时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的研究也呈现出百花齐放。Scott（2001）的Global City-region的提出，Massey（2007）从政治地理角度分析世界城市，Robinson(2006)对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关注等等。

参考文献

Castells, M. ( 1989 ) The Informational City. Oxford: Blackwell.

Castells, M. ( 1996 )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Cohen, R.B. (1981)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urban hierarchy. In M. Dear and A.J. Scott (eds.), Urbanization

and urban planning in capitalist society, Methuen, New York and London.

Derudder, B. (2006) On conceptual confusion in empricial analyses of a transnational urban network. Urban Studies. 43(11), p. 2027-2046.

Derudder, B. (2012) Global city/ world city in Derudder, B., Hoyler, M., Taylor, P.J. and Witlox, F. (eds.)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Cheltanham: Edward Elgar.

Duranton, G. and D. Puga (2004) Micro-foundation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In Vernon Henderson and Jacques-Fran?ois Thisse (eds.)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volume 4. Amsterdam: North-Holland, 2063–2117.

Friedmann, J. (1986)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7, pp. 69–83.

Friedmann, J. and Wolff, G. (1982) World city formation: an agenda for research and a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309–344.

Hall, P. (1966) The world cities. World University Library, London

Harvey, D. (2003)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rvey, D. (2014) 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enan, D.A. (1977) Global cities of tomorrow.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55(1):79–92.

Hymer, S. (1972)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and the law of uneven development. In J. Bhagwati (ed.), Economics and world order. Macmillan, London

Massey, D. (2007) World C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Robinson, J. (2002) Global and world cities: a view from off the ma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6(3):531–54.

Robinson, J. (2005) Urban geography: world cities, or a world of citie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9(6), 757–76.

Robinson, J. (2006) Ordinary Cities: Between Modernity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Routledge.

Sassen, S. (1991) The Global C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assen, S. (2012) Cities in a World Economy.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Press.

Scott. A.J. (2001) Global City-Regions : Trends, Theory, Policy: Trends, Theory,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torper, M. (1997) The Regional World: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 a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Guilford.

Taylor, P.J. (2001) Speci?cation of the world city network. Geographical Analysis， 33（2）：181–94

Taylor, P.J. (2004) World City Network. London: Routledge.

Thrift, N. (1994) O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s. The case of the city of London. In S. Corbridge, R. Martin, N. Thrift (eds) Money, Power and Space. Oxford: Blackwell.

（作者王晓阳，系牛津大学金融地理学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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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开篇“纽约照片”来源于：http://veksterblog.files.wordpress.com/2011/01/new_york_sunset_global-city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