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均衡下被忽略的权力关系-WeThinker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李敏刚丨匈牙利中欧大学政治科学系博士候选人，研究政治理论、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就是苏联解体前后，英美分析政治哲学曾经兴起过一个有趣的学派，一般被称为分析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 Marxism）。说是分析政治哲学的一个学派，其实不算准确。这个学派的成员有不同的背景，主要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并不只有政治哲学家。而学派的成果也遍及经济学、政治科学和社会学几个领域。他们之所以成为一「派」，是因为学派的领军人物、已故哲学家科恩（G. A. Cohen）牵头每年九月办一次聚会讨论大家的研究，于是他们又被称为九月小组（September Group）。用今日眼光看，分析马克思主义可说是「跨学科」研究的先行者。

是什么共同关怀令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者，被视为一个学派呢？首先是「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用经得起英美分析哲学的严谨逻辑推敲的标准，审视马克思的社会和经济概念，并用明确清晰的语言重构他的理论。至于那些对现实社会没有解释力甚至误判的、或概念含糊至根本无法讲清楚的部分，就不留情地抛弃。另外，就是将资本家透过僱佣劳动（wage labor）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视为社会不公义的典型。如果资本家是在剥削工人，那么剥削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一个怎样的社会机制？在什么意义下是不公义的？

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问题意识，就是以充分回答这几个问题为目标而开展的。事实上，正是在建构「剥削」这个核心概念上，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和政治哲学的交汇最为精彩。这篇文章会介绍他们有关剥削的讨论。我将指出，他们的贡献在于，在主流经济学为市场带来供求的「均衡」喝采之时，点出人们容易忽略掉的不平等与权力关系。

剥削的必要与充分条件

什么是剥削？让我们由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定义说起。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剥削就是资本家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架构，就是存在两大主要阶级：资本家与无产者。资本家拥有资本──就是诸如工厂、机器等等生产所必要的物质条件。但机器也要人操作，于是他们就需要僱用工人来提供劳动力。无产者因为没有资本，只得接受资本家的雇佣来挣取工资。事实上，一切有价值的商品生产，其泉源都是来自工人的劳动力：假设机器的运作效率不变，要增加生产，或令生产的质素精益求精，就需要工人投入相应强度的劳动。

但工人往往不能取得他们生产的全部成品——在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之下，这些成品是属于僱用他们的资本家的。工人只得到工资，扣除资本家的利润之后，必然低于他们生产出来那些商品的价值。事实上，工人往往只能取得仅仅足够维持生活的工资，其他的全数为资本家作为利润佔有。这些由资本家占有的就是工人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之所以可以佔有剩余价值，并不是因为他有投入劳动，或以任何方式参与生产商品：他仅仅是因为作为资本的拥有者，就有权决定可以将商品买卖带来的财富留多少作为利润、留多少给工人作为工资。劳动的是工人，资本家却可以佔有大部份由他们生产出来的财富，根据马克思的经典定义，这就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

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个分析有严重漏洞。经济学家约翰·卢文（John Roemer）就指出，如果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个经典讲法，其实就是接受剥削只有两个充分条件：（一）那是强制的，正如老板占有所有工人生产出来的商品的拥有权是强制——受国家的法律保护的；（二）劳动力的成果由劳动者转移到非劳动者身上。但设想这个例子：如果两个人有一样多的生产工具，但A君比较懒，于是就把自己一半的生产工具拿出来，让喜欢工作的B君生产，并议定B君用A君资源额外生产的财富两人各分一半。B君接受了。这样的劳动契约在形式上和资本主义市场的契约没有两样，而且也合乎剥削的两个条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定义，这是一种「剥削」。可是，这样的剥削到底有什么问题呢？两人的财富收入、以及过程中涉及的劳动成果的转移，都是你情我愿的结果，这有什么不公义呢？

科恩进一步批评：福利国家抽打工仔的薪俸税，去支持社会保障（如失业救济）一样是（一）强制（二）劳动成果由劳动者转移往非劳动者。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因为坚持「劳动者就要得回所有劳动成果」而反对抽税支持社会福利是荒谬的，现实上也没有马克思主义者会这样主张：这不是和支持大市场小政府的人走到一路反社会福利去了吗？因此卢文/科恩主张，构成剥削的必要条件，是资本的不平等。只有在资本或经济资源不平等的环境之下，劳动成果由劳动者转移到非劳动者身上，这样的剥削才真正捕捉到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独特的财富转移关係。

但这样还未能充份说明为什麽剥削是不公义。再设想这个例子：C君与D君有一样多的资源（譬如说同样大的一块田），两人的天赋能力也差不多，但C君很勤力而D君很懒，于是后来D君的田地荒废了，而C君把赚回来的钱多买了一块田，僱用D君来耕种，D接受了。于是（一）他们资源不平等（二）而且劳动力的成果将由D君转移到C君身上。事实上，这是典型的资本主僱佣关係。可是，科恩问，这样又有什么不公义呢？他们二人命运的差异只是个人选择劳动多少的结果，他们的外在条件是一样的。

于是，卢文/科恩的结论是，如果剥削是不公义的话，不仅劳动成果由劳动者转移到非劳动者，而且还需要是因为非劳动者的经济资源比劳动者多，而这个不平等并不是任何人选择劳动多少的结果。换句话说，工人出卖劳动力给老板这个资本主义典型的雇佣关系本质上并非不公义的：只有当老板有钱、工人无钱，而这财富不平等并非因为两人的自愿选择付出多少劳动时间而来（譬如说是继承或抢劫而来），才有「剥削」出现。于是，卢文/科恩指出，真正的不公义是在于社会财富分配不够平等，人们没有公平的「起跑线」。

均衡与权力不平等

但同属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萨缪• 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蒂斯（Herbert Gintis）指出，卢文/科恩对剥削的分析还是有漏洞。那就是把市场尤其是劳动市场仅当成交换机制而忽视其中的权力关係，因此没有检讨市场交易所涉及的道德问题。在卢文/科恩的框架之下，只要经济资源分配是公平的，那么市场交易似乎也没有甚麽好反对的。鲍尔斯/金蒂斯指出，这样其实是忽略了劳动力的提供者——也就是工人——本身是有能动性的主体（agents），劳动市场要有效运作，资本家需要提供动机给工人努力工作。这其实是沿袭了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供求均衡模型的盲点。

根据市场供求的均衡理论，如果在一个理想的竞争市场（也就是供求都有无限多的参与者、没有资讯不对称）资本家E君决定以X元工资僱用工人F君为他劳动Y个小时，而F君接受，那其实就是蕴含了对F君来说，他接受和不接受的机会成本是一样的。因为如果有一位G君和F君能提供一样的劳动力而愿意接受更低的人工，那E就会僱用G而非F；而既然没有这位G君来取代F，那就是说对任何F 以外的工人来说，最大化利益的选择并不是E，而是另外的资本家所提供的其他不同水平的工资。所以如果F君的处境和其他任何人（如愿意提供的劳动时间或强度不同）互换，在利益最大化来讲，都是没有分别的。E君也是一样：出不同的人工，就会请到不同的人，只是在不同配搭之下的利益最大化。

但这个分析忽略了劳动者的动机：如果F接不接受E的工作安排，对他来说都一样是利益最大化的话，他其实就对会否被E解雇没有感觉（indifferent），他会没有动机接受E的指令工作，不会为敷衍了事而担心。所以，现实上的市场恰恰不是这样。资本家往往愿意出比均衡价格更高的工资，于是对劳动者来说，被「炒鱿鱼」就不是没有成本的，资本家就可以用解雇作为威胁逼迫工人努力工作。也就是说，雇佣关係之所以可能、之所以能对资本家有利，必然是预设了权力的不对等：资本家用威迫（解僱）和利诱（比均衡价格更高的工资）来规训（discipline）工人卖力工作，然后资本家再来佔有剩余价值。

换句话说，劳动市场必需预设资本家和劳动者在资源上不平等，否则有效的雇佣关系根本不能出现。而不论这些资源不平等的起源是否自由选择劳动多少的结果，经由劳动市场出现的雇佣关係，在老板和打工仔之间，权力必然是不对等的。劳动者必定会给资本家规训，在劳动上不会有自主性，只能为老板的最大利益服务。这样的人对人的制宰本身和奴役没有本质分别。于是，即使有公平的「起跑线」、即使在理想的竞争市场、即使资源的不平等是人们负责任的选择也好，不公义的剥削一样存在。也就更别说在现实中由分配不平等到资讯不对称和垄断全都存在的资本主义市场了。

分析哲学与跨界的火花

这篇文章勾勒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有关剥削的讨论，是希望带出三点思考。首先，我希望读者至此能至少捕捉到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建构「剥削」这一概念的思路和道德关怀所在。其次，我也希望将他们重视逻辑严谨和铺陈清晰的思想风格呈现出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希望能重申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一向受人忽视的学术精神：勇于跨界、让哲学和经济学对话、对现实的不公义与主流论述的盲点作犀利批判。我想，无论是否接受他们的结论，这样的野心与精神，绝对不愧为马克思的理论关怀的继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