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卿｜巴黎索邦大学法国文学硕士（译者）

编者按：11月8日是美国总统大选的正式投票日。无论最终特朗普能否入主白宫，他已经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本文翻译自法国《哲学》杂志对美国现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评论家之一莫伊塞斯·纳伊姆的采访，在其中，纳伊姆讨论了特朗普与他提出的“权力的终结”之间的联系。

黑格尔认为，若要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变革，做一件事足矣：“用概念之眼观看，它可以穿透事物的表面，刺穿事件纷乱的外表”。莫伊塞斯·纳伊姆（Moisés Naím）不是一位“专业”的哲学家，但他的作品处于新闻调查与哲学评论的交叉口，沿着《历史中的理性》作者（黑格尔，1830年）的道路，展现出用概念之眼观看当今世界巨大变革的思辨方式。充满意外与冒险的生活带领他从出生地利比亚来到委内瑞拉，他在那儿长大。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文凭后，他回到委内瑞拉任教，并——在26岁时——出任校长，后又——在36岁时——成为经济部长。带着如此“难忘”的经历，与对于写作和思考的饥渴，他随后又为世界银行、智库与华盛顿的一些新闻杂志工作。如今，身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政治专家，从可卡因交易、组织性犯罪，到中国对非洲许多国家的援助，他均有涉猎。他被认为是美国“思想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虽然没有加入任何党派，但他略偏向于左翼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2013年，他出版了《权力的终结》一书（The End of Power ），该书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但其中没有法语。他在书中表明，我们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事件：权力的消解。从执行董事会到战场，从教会到国家，随时随地都有不知从哪儿冒出的小卒出场，显出能扳倒大人物的能力。这一切，仿佛权力被削弱、被分解、被稀释。若时运昌隆，则更年轻、更多样化、更有创造力的新角色将粉墨登场；若世道不济，我们将看到那些已失去稳定性的人物或组织，比如伊斯兰国、比如川普。无论结果是正是反，当今所有大事件似乎都被这一见解一网打尽，这正是哲学眼光看待历史的力量……在美国总统大选的前夕，我们对纳伊姆做了如下采访。其结果：如黑格尔所说，“事物纷乱的外表”，在我们面前展现出别样的姿态。

您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卡内基基金会的成员、专栏作家，发表过一部反响巨大的著作《权力的终结》，此前也曾在委内瑞拉政府与世界银行就职。您可以回顾一下您的生活历程吗？

莫伊塞斯·纳伊姆：与您充满赞扬的介绍给人的感觉相反，我并没有任何职业规划。我的生活更像是机缘巧合的产物，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计划蓝图。我1952年在利比亚出生。我的家族在那儿已经居住了超过6代。他们是犹太人，因此1955年，随着以色列建国与中东战争的开始，他们遭到了驱逐。那时我3岁。我再没有回去过利比亚。我们搬去了委内瑞拉，我在那里长大、读书，随后来到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拿到博士文凭。回到委内瑞拉后，我在大学任教，之后又当上了校长。10余年过后，我辞职开始写书。1989年，我被新任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Carlos Andrés Pérez）选中，加入他的右翼自由派政府，虽然我没有投票给他，也不属于任何党派。他有深度改革国家的野心，而国家也确实需要变革。我成为商业与工业部部长。那时我36岁。尽管我是一位“意外的政治家”，这还是成为了伴随我一生的最重大的经历。之后，我回到华盛顿，加入了世界银行的董事会，但我一直想念着知识分子的工作。出于对媒体的着迷，我同时担当了《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的总编。自此，我的主要身份便是书作者与专栏作家。您可以看到，这是充满意外的生活历程。

您的思想来源有哪一些？

若是要形容我的思想的话，我想应该是“杂糅”和“混乱”（笑）。我什么都读，还试着把最庞大的宏观经济学视角与微小的叙事结合在一起。在麻省理工，我经历了非常技术性的学术训练。但是，我也同样喜欢马克思·韦伯的社会学的宏大视角，还有马基雅维利细腻的政治分析。我曾与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 1915-2002）十分亲近，他是一位经济学家、哲学家，著有《激情与利益》（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1977）。他在其中解构了经济主体仅出于自身利益而制造出的虚构叙事，强调了激情对利益的引领作用。跟随他的思路，我试着去理解机构该如何影响市场，使之变得更为高效。

为什么您声称担任部长的经历是您一生中所完成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经历了20年的查韦斯主义之后，现在，委内瑞拉国内取得了一个共识，承认当时我们的政府被时代耽误了。委内瑞拉是依靠石油存活的国家，我们试着去终结这种依赖、减少腐败、繁荣经济。但整个社会并没有做好准备。两次失败的政变之后，查韦斯被选为总统。随后的17年他一路掌权，结果是：委内瑞拉经济垮台了，人们为了买生活必需品在商店门口大排长龙，自杀率升至世界最高之一。我的政治经历因此是一场失败，但却是如此丰富有教益的失败。当你是部长时，每天你都会遭遇闻所未闻的事件，你的所作所为一直被曝光，你没法睡觉。特别是，你所负责的，是你没法完全掌控的事情。在担任学校校长时，我已经有类似的感觉。但作为部长，庞大的责任与微弱的行动手段之间剧烈的失衡让我吃惊。这是一堂真正的课程，以这段经历为出发点，30年后我写成了《权力的终结》。

您宣称我们正见证着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件，即权力的瓦解，这影响到了所有权力形式……

我并不是宣称权力已经消失，而是说，在21世纪，权力正变得更容易被取得、更容易被掌控，也更容易被失去。这场转变就发生在我们眼前、在世界各地、在所有的阶层。所有国家、所有活动形式无一幸免：从体育到战争，从商业到科学。Facebook 和Netflix，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正是这些“小角色”的最佳案例，他们赶跑了巨擘，或是威胁到了霸权。根据哈佛的研究，2个世纪以来，实力不对等的对抗并没有增加，但以弱胜强的次数却增加了。1800至1850年间，只有12%的冲突是弱者取胜，但到了1950至2000年间，这一数值升到了55%！还记得911事件中的基地组织吗：机密的恐怖分子网络竟然让历史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出了差错。或者，我们可以想到Netflix的传奇经历：面对能够决定无数观众该收看什么节目、具有绝对统治地位的传媒电视台，这家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以邮寄DVD起家的公司，竟在几年内转变了数百万消费者的习惯，让他们能够以点单的形式选择他们的节目！这些现象虽然并无联系，却告诉了我们同一个故事。

您喜欢把微小的叙事与宏大的叙事联系在一起。您的书以一位身在纽约的年轻国际象棋棋手的故事开篇，这个故事想要告诉我们什么？

小詹姆斯·布莱克（James Black Jr.）是一位年轻的国际象棋棋手，他出生于贝德福德- 史岱文森（Bedford Stuyvesant，位于纽约布鲁克林）一个黑人工人阶级家庭。12岁时，他成为国际象棋大师，全美国际象棋协会的77000名成员中，只有2%可以进入这一等级。他很有可能可以成为国际特级大师——这是全世界的最高等级。直到70年代，只有一小部分的选手可以进入这一等级——1972年共有88名，其中33位来自前苏联。他们组成了一群由美国与俄罗斯的中老年男性为主的精英团体。他们互相熟识，待爬上顶峰后，便一直保有这个头衔。而如今，大师们却是如小詹姆斯·布莱克一般的形象：年轻、人数众多（多于1200人）、既有印度人又有澳大利亚人、既有女性也有男性。发生了什么？不仅仅是因为技术革命使得年轻的棋手可以对着电脑练习棋艺——最好的棋手是那些游离于正规训练之外的。不，其原因，首先是城市化、国界的开放，全球范围内，容易接触到信息、且充满好奇心的中产阶级正在形成，打破了少数精英的封闭。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国际大师们也越来越难以保住他们的地位。他们停留在顶峰的时间正在不断缩减。

关于权力，这个故事可以启发我们怎么样的思考？

在采访中被问及什么是他下棋的动力时，年轻的布莱克答道：“我喜欢告诉另一个棋手他应该怎么下棋”——这正是关于权力的极好定义。这个游戏一直都是关于力量的隐喻。在象棋世界中发生的事情正在扩展到所有的领域：更容易进入、更容易被分享、被质疑，却也变得更难实行。我们都知道，权力正从北倒向南，从西倒向东，从老旧的庞大企业倒向尖端的新兴信息通讯企业，从有壁垒保护的独裁者倒向城市中心与网络空间的人们。但是，光是观察到权力从一个大陆转换到另一个大陆、分散在更多数量的角色手中，这并不足够。我们所遭遇的是更为深层的变革。即便国家、政党、企业继续争权夺利，权力本身——即它们如此绝望地试图抓住和保存的——正在滑出他们的掌心。这正是我称之为现今时代的三重变革：“永远更多”的变革，游戏的参与者将不可避免地一直增加；机动性的变革，人们、商品以及思想将更快速地流动；精神状态的变革，随着物质世界的不断变化，人们的期待也在成长。

那么，权力的终结便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愈来愈多的人不再为柴米油盐烦恼，而是把主动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更加正面，不是吗？

总体来说，即便我们无法控制这些巨大变革的结果，我的态度依然比较乐观。这个世界让独裁者与垄断者活得更加难受，对那些原本一直被排斥、被边缘化、被剥夺机会的人们来说，则显得更开放。

诸如俄罗斯的普金或是土耳其的埃尔多安（Recep Erdoğan）等后民主时代的领导人，他们没法抵御这种浪潮吗？

我很怀疑。毫无疑问，他们有着比其他人更集中的权力。但与我们所想的不一样，他们也有着更多需要背负的、阻挠他们的限制，不像他们之前的专制者，可以为所欲为。普金必须面对强大的经济制约。他强硬的外交政策也有很多限制。在我看来，他能长远地实现自己的野心，这不过是空想。

在西方，经济权力难道没有集中到新兴的权贵阶级，即著名的1%最富有的人手中？

当然，财富在集中，最富有的人正用他们的财产来影响政治势力。但是，这并不是唯一作用于上层阶级的趋势。首先，在突如其来的变革面前，这1%并非不受影响。上次金融危机之后，年收入100万以上的美国人人数已经下跌了40%。其次，大型公司的领导者正面临着愈发脆弱的时局。企业领导者的平均任期时长正不断缩短。在美国甚至已经跌倒了6年！

您如何定义权力？

判断权力的不同定义孰优孰劣，会把人弄疯的。我自己倾向于最简单的定义：权力是一个主体在现在或未来促使或阻止另一个主体去做某件事的能力。这对机构、对组织、对个人，对过去及现今都适用。权力的定义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获得和实施权力的方式，以及为什么会失去权力的原因。

您是不是认为人类世界里的权力是守恒的？这里失去了，在另一个地方会重新出现？

用力学术语来论证，这非常有趣。这也让我们思考，权力，当它变得越来越唾手可得时，究竟有没有更为集中。它不断分散，不断碎裂。权力并不只从欧洲转向美洲，再从美洲转向亚洲。从一个大陆转向另一个大陆，从一个主体转向另一个主体，权力会遭受损耗。权力是守恒的，但它被分配给了更广大、更多人数、更模糊的群体。

对于如霍布斯等古典政治哲学家来说，失去权力的社会，是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状态。根据您的权力终结的理论，其结果是不是也是一样？

请注意，我所要探讨的并不只是政治，而还有经济、科学、宗教。在每个领域，权力的终结都会产生互相矛盾、但总体趋于正面的效果。在我写成这本书之后，我收到了科学研究界的证言，他们证实了我的观点。在传统主体的不断缩减下，科学研究权力的传统架构已经崩离解析：资金的分配、研究计划的决定、进入实验室的权力、研究结果的评估模式，这些都不再集中于哈佛或是麻省理工学院。而这种趋势是有益处的。无论是在科学界还是在金融界，竞争是有利的。那么，政治界现在究竟怎样呢？政治界的发展趋势是最令人担忧的。这并不是对君主专制统治抱有一丝怀念。政治竞争是一项宝贵的财富。但权力的全新的脆弱性将会导致弗朗西斯·福山所提出的“否决政治”（vétocratie）：个体和组织都有足够的权力阻挠行动，而没有任何一个人或是群体可以强加给所有人一个共同的目标。统治国家，并不是分配给有阻挠能力的团体它们所要求的那一小部分权力，而是要强调一个共同的利益。

让我们来谈一谈您一直审慎观察的美国政治。唐纳德·特朗普是不是一位代表权力终结的人物？

唐纳德·特朗普在“大老党”共和党中脱颖而出。共和党是美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政治机器之一。正因如此，这次选举是一场小小的变革。共和党掌控着保守阵营——即它的财产、智库和媒体。它被一个可以决定所有提名的小团体管理着。如果你想要成为南部达科他州一个小城的市长候选人，你必须要获得他们的支持。这个如此有权势的小团体厌恶特朗普，因为他拥有不同的价值观、使用不同的竞选策略，不遵守传统的规则。他们决定阻止他，让杰布·布什（Jeb Bush）当选，但他们失败了。在竞选中，美国政治的巨头被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的力量扫地出门。总之，特朗普之于政坛，相当于Netflix之于电视媒体界，相当于伊斯兰国之于国际关系。

您曾说，特朗普是一位“政治恋尸癖”的代表人物，这是什么意思？

“恋尸癖”是对尸体的迷恋。政治恋尸癖指的是对腐朽的观念的迷恋。这些是僵尸一般的观念。它们唯一的功用是让个体重获他们已经失去的精神慰藉。所有人都感到，在生活的所有层面，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绝大多数的人并不知道这些变化是否对自身有利。对很多人来说，他们把这些变化看成对自己的威胁。他们想要某个人去阻止它们，去消灭不确定性。特朗普允诺一种确定性。比如，他承诺，若是当选总统，他会阻止恐怖主义。但承诺阻止恐怖主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没有人有神奇的解决方法。但这个承诺却让一些人很受用。特朗普只会做出过度的承诺。所有人都知道，他的承诺永远没法实现。他的计划中满是腐朽的观念。我们都知道，造一堵墙并不会拦住移民。但这不妨碍他把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建一堵墙作为他移民政策的中心纲领。事实上，他对这种政策的可行性并不感兴趣。这正是他的对手缴械投降之处。在关乎“真相”的制度中，特朗普发展出一套让他面对批评显得扑朔迷离的应对方式。

我们现在大量地讨论“后真相政治”，即超出真相之外的政治。特朗普是不是这一新政治面貌的代表？

他引入了一套全新的、有效率的运作事实的方式，即在众目睽睽之下往政治中灌输谎言。特朗普一直在说谎，这已经有很多记录，但并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投票的民众有自身的情绪，而特朗普说谎的宗旨就是把这些情绪表达出来。因此，他们并不关心他说的究竟是不是谎言。在这次选举中，媒体和民众都在做着核查事实的工作。这项工作十分重要，但却不会真的对特朗普起到作用。同样，之前英国主张脱欧的党派关于英国脱欧的后果的数据都是虚假的。在结果出来的第二天，他们也都承认了，但这并没有惊吓到投票的民众。这些假数据只是为了表达他们的不安，他们愿意相信，即便数据都是假的。我们无疑身处于后事实的政治年代。

特朗普有机会赢得选举吗？

民意调查显示他还有着很强的竞争力，因此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只要竞选还维持一种幻象，即我们拥有两名候选人、我们要分别掂量他们各自的优劣，那么，就没人相信克林顿会轻松获胜。但是，这并不是两位对等的候选人。如果你让希拉里·克林顿当选，而她没有做到她之前承诺的事情，那么，你也许犯了一个错误，但这个错误不会引发灾难。但如果你让特朗普当选，你所犯的错误将会导致灾难。他声称要从日本撤离军队，要在全世界打破核平衡，会毫不犹豫地动用核武器，要和中国打一场商业大战，等等。他根本无法做到这些。但即便是尝试，也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对于美国和世界，特朗普都是真正的危险。他没有能力来领导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面对这种敌手，希拉里·克林顿却没有办法拉开差距，您该如何解释？

她的个性并不合适。从很久之前开始，她便进入了政治的角斗场。40年以来，她一直饱受批评。这一切都在和她对着干。我相信，她女性的身份也让她获得了更多的阻碍。但是，改变是不可逆转的。女性曾是最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的群体。但随着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特蕾莎·梅（Theresa May）、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还有未来的希拉里·克林顿的出现，新的权力面孔将会是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