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一群胸怀改变乡村的教育理想的老师们建立并维持着乡村学校，虽然冒领着“驴老师”的工资，依然条件艰苦，有限的水源，不断减少的生源是他们会议的主要内容，但是他们依然充满干劲，面对挫折，他们会四手相叠，“聚聚气儿”，决心要改变中国农村的“贫、愚、弱、私”。

邹林志 | 微思客撰稿人

 

四个知识分子为了改变中国农村“贫、愚、弱、私”的“四大病”，创办乡村学校，因为远离水源需要驴拉车取水而将驴虚报为老师获得教育部的补助，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巡视检查，知识分子们兵荒马乱。这是最近热映的《驴得水》讲述的故事，这是部由舞台剧改编的电影。2012年舞台剧巡演时，宣传单上曾印上一行小字“一切知识分子都是纸老虎”，导演在解释这句宣传词时说，“ 面对社会，知识分子相当没有行动力，是最无力而容易妥协的。” 与开心麻花的上一部电影《夏洛特烦恼》不同，这部电影悲剧的内核让其喜剧的名号更加荒诞。在喜剧的表面下，我看到的是一部知识分子的被驯服的历史。

 

一.不再万能的口号

电影以张一曼的“我要睡服你”为界限可以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1942年，一群胸怀改变乡村的教育理想的老师们建立并维持着乡村学校，虽然冒领着“驴老师”的工资，依然条件艰苦，有限的水源，不断减少的生源是他们会议的主要内容，但是他们依然充满干劲，面对挫折，他们会四手相叠，“聚聚气儿”，决心要改变中国农村的“贫、愚、弱、私”。后半段，从教育部特派员的突击检查开始，情况急转直下，为了掩盖“驴老师”的存在，他们将前来修铃的铜匠假扮为吕得水老师，却意外被评为“农村教育家”，收到美国的教育慈善家罗斯的3万元的资助。又在罗斯先生造访时不得不和教育部特派员继续圆这个谎，在这期间渐渐妥协，屈服，被“改造”，终于放下了“知识分子的脾气”。前半部分观众是在欢笑中渡过的，后半段却荒诞和悲剧起来。观众发现这四位可爱的老师渐渐得开始令人厌恶进而疯狂起来。渐妥协，屈服，被“改造”，终于放下了“知识分子的脾气”。前半部分观众是在欢笑中渡过的，后半段却荒诞和悲剧起来。观众发现这四位可爱的老师渐渐得开始令人厌恶进而疯狂起来。

 

乡村的“贫、愚、弱、私”的“四大病”正是百年前以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面对当时中国时弊找到的病根，他们开出的药方是“以文艺教育攻愚（愚昧），以生计教育治穷（贫穷），以卫生教育扶弱（弱小），以公民教育克私（自私）”。电影里的四位主人公显然是在这样的思想的感召下来到这偏远的乡村，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孙校长是大学班主任，周铁军是孙的大学学生，裴魁山能熟练地说出中世纪黑死病的历史和圣经的故事，张一曼的房间贴满了当时的好莱坞明星和电影的海报。

 

                                       孙校长

 

他们怀抱着炽热的改造乡村的理想进入乡村，为贫困学生发放奖学金，告诉铜匠“人人都应该接受教育”，他们聚气时会呼喊“团结”，但他们面对的现实是让他们无力的，为了保证基本的生活支出不得不虚报“驴老师”，为了保住学校，对教育部特派员不得不言听计从，面对不来上课的学生，只能靠发奖学金这种增添“贪”的方式解决问题。现实中，“乡村建设派”勾画的美好前景也在政局动荡和战争阴云下，也以梁漱溟的被“改造”和晏阳初的出走结束。

 

 

二.“你凭什么用你的道德标准，绑架我的利益”

 

首先被“驯服”的知识分子是裴魁山，他对张一曼的爱恋与他自身的“道德律令”使他陷入纠结，他爱着张一曼，他希望张一曼放弃自身对性开放的生活态度，他相信自己有道德义务与能力去纠正这种“放荡”的生活方式，当他的真情流露被张一曼拒绝，张一曼继续着自己对于性的开放态度时，他现实不借纠结进而迷茫，随后他“醒悟”了，他放弃了被冲击的支离破碎的道德观，他明白了只有金钱的利益是实在的，于是他买起了貂皮大衣即使夏日炎炎也随时穿着，他拒绝将给“教育家吕得水”的资助用于扩建校舍而要求增发奖金，特派员再一次和美国慈善家到来时，他主动配合表演，极尽谄媚之能事。他称张一曼为“臭婊子”、“公共厕所”。他的转变如此彻底而主动，或许支撑他当他发现支撑他理想的“道德律令”被心爱之人摧毁得彻底的那一刻，他就失去了说服自己坚守的理由。就像在周铁男号召大家集资扩建校舍时他说的一样，“你凭什么用我的道德标准，去绑架我的利益”。

 

                                              周铁男（左）和裴魁山（右）

 

三.“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孙校长在电影中激励充当着调停者的角色，他知道乡村小学存在的重要性，他也知道为了保住小学必须要学会妥协，他一直试图在知识分子的尊严和妥协中寻找平衡，当他劝大家配合撒谎时，不止一次地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大事”自然是学校的继续存在和继续教育贫苦的学生，“小节”从一开始的让铜匠冒充吕得水，到让张一曼接受“惩罚”，再到配合特派员在美国人面前演习，最后一直到了牺牲自己的女儿和铜匠扮演的吕得水老师结婚以骗取美国人的抚恤金时，他才明白“不拘小节”的过程中，他早已放弃了底线，当他试图去反抗时，等待他的只有暴力的绑架了。或许孙校长是最“成熟”的知识分子，他与政府官员打交道最多，深知要想继续推动乡村教育，不能与官方为敌，但他调停者的角色显然是失败的。

 

四.“我容忍知识分子的脾气，但是是有限度的”

 

周铁男可能是四个知识分子中最有反抗精神的一个，他屡屡表示不愿意配合校长和特派员的表演，在特派员和铜匠侮辱同事时，多次挺身而出，似乎是最“硬”的一个。面对这种“风骨”，特派员的解决方式是让警卫员对着头的一发子弹，子弹擦着头皮而过，没有杀死周铁男，却彻底摧毁了他的“风骨”，他跪下，乞求，口水滴落在地，就像一条狗一样。从此，他开始积极配合特派员的要求，张一曼面临侵犯向他求救时，也只能蜷缩在角落，瑟瑟发抖，乞求侵犯者不要开枪。特派员在电影里两次明确说到了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第一次大家把酒言欢，特派员宣布要将吕得水老师评为“乡村教育家”，他说“知识分子的脾气，我是很欣赏的”，第二次当周铁男拒绝配合表演，揭穿假吕得水老师身份时，他说“我容忍知识分子的脾气，但是是有限度的”。

 

五.“我已经改造好了”

 

电影里形象最丰满的角色当属张一曼，她有着超越时代的生活观念，她自主地支配着身体，对性的开放态度让爱慕者裴魁山由爱生恨，让铜匠走向疯狂。她唱着歌儿，房间里贴满电影海报，用富余的钱添购留声机，她来到乡村更多地是因为向往这种自由，她饱受他人对她生活方式的羞辱和谩骂，依然可以把大蒜的皮洒向空中当作雪。她无意于“拯救乡村学校”、“推动乡村建设”的大叙述，对于是否配合表演也采取的无所谓的态度。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属于闲云野鹤般无害的知识分子，然而悲剧并不会放过她。

 

成为“重要人物”的铜匠在特派员的撑腰下想要报复这个把她当作“牲口”的女人，他要求老师们批斗张一曼，批斗到他满意为止，裴魁山积极参与，发泄着自己的不满；周铁男不得已自贬知识分子为“臭垃圾”、“臭狗屎”，但这还不够，张一曼必须要自己骂自己，她一巴掌一巴掌地打在自己的脸上，也打在自己的自尊上。铜匠提出最后一个要求，剪掉她的头发，于是校长动手，将张一曼最珍视的头发一点点剪掉，直到铜匠眼中“打着卷的好看的头发”变成了“飞机头”，张一曼终于崩溃了，她看着镜子中被剪发后的自己，失掉了自己的全部尊严。

 

她再面对校长，本能似的跪下，念念有词“我已经改造好了”，她被关进房间，反复念叨着校长的嘱咐“什么也不要听，什么也不要管，校服没做好就别出来”。这简直已经不像是1942年的语言了。 

 

在这不能不让人想起丁玲，这位在1927年23岁时写下“是的，我了解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只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的吻呢……但他却如此的冷淡，冷淡得使我又恨他了。然而我心里在想：“来呀，抱我，我要吻你！””的女作家，经过了张一曼式的命运后，在1979年的《杜晚香》里写道：

 

“杜晚香的汇报，转到了革命胜利后带来的新的光辉天地。于是一阵春风吹进文化宫的礼堂，人们被一种崭新的生活所鼓舞，广阔的、五彩绚丽的波涛，随着杜晚香的朴素言辞滚滚而来，祖国！人民的祖国！你是多么富饶，多么广袤！……人们听到这里，从心中涌出一股热流，只想高呼：党呵!英明而伟大的党呵！你给人世间的是光明！是希望！是温暖！是幸福！”

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六.“过去的就过去吧，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电影的结尾，事情最终败露，张一曼用捡来的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校长、周铁男、裴魁山记了处分但保住了学校，他们留了下来，假装过去无事发生。由无知识到有知识的铜匠在作威作福指导批斗后被特派员怒斥：“你记住你是个铜匠，还想升天啊？”校长的女儿，那位试图向教育部检举来结束闹剧的女学生，坐着驴车离开了，奔赴延安，一如32岁逃离南京奔赴延安的丁玲在内的众多的知识分子们，带着美好社会的希望。

 

临行前，校长对女儿说：“过去的就过去吧，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镜头拉近，一个女儿的特写。

 

“过去的如果就这么过去了，那以后只会越来越糟。”

 

（本期编辑：圆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