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城 | 微思客传媒撰稿人，706青年空间专栏作者，凤凰文化、文汇app外约作者。

王宝强离婚事件持续发酵，在法院判决尚未尘埃落定之际，令我费解和诧异的是，诸多有关此事的评论，并没有立足于基本事实，秉持客观、理性的态度。恰恰相反，这些评论中的论断往往通过大量“大胆臆测”，强加因果。甚至于，一些媒体通过标题和行文，有意将此事转移为“农村与城市价值观之争”、“底层/大众与精英的冲突”乃至“男权与女权问题”。

在微信搜索输入“王宝强农耕价值观”八个字，弹出很多相关文章，我且选取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标题给诸君过目：

“吊打“奸夫淫妇”，王宝强还深深迷恋着农耕时代的价值观”

“王宝强没错，错的是没钱的底层社会”

“面对王宝强，精英与大众彻底地撕裂和决裂”

“被吊打的男权与女权：王宝强的愤怒，网络私刑的狂欢”

“从王宝强离婚看中华女权田园犬——农业社会和男权崇拜的恶之花”

“脱掉虚假内衣，你们都是王宝强”

“来自农村的王宝强，做了明星被出轨就是咎由自取？”

“妻子通奸，一个乡村男人的野蛮复仇”

......

自媒体跟热点是普遍趋势，为了追求时效性，需要在第一时间发布评论，为了吸引关注度，也需要对标题加以“琢磨”，但当我看到这些标题时，我仍感到惊讶。一件尚不明朗的公众人物离婚事件，迅速被上升到“底层”、“男权”、“女权”、“农村”这样的“大词”加以批判，这是否有刻意引导舆论风向之嫌？是否有混淆基本事实，向公众抒发主观臆测之嫌？

再举一例，在一些评论中，作者刻意强调了当事人王宝强与马蓉的出身与学历对比：二人皆出生于农村，但马蓉是大学影视专业的“校花”，王宝强小学没有毕业，于是不能“门当户对”，于是婚姻容易出问题。在这个语境里，作者认为由于学历的差距，因此马蓉与王宝强的婚姻不能门当户对。

所谓“门当户对”，旧时指男女双方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情况相当，结亲很适合。初见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第二本第一折：“虽然不是门当户对，也强如陷于贼中。”我们姑且不谈，将学历置于“门当户对”中这一做法的依据是什么，事实上，从定义中理解，那个让这场婚姻无法构成“门当户对”的责任方更应该是马蓉。为什么？因为从社会地位和经济情况来看，王宝强才是占有明显优势的人。

那么文章是不是该改成“马蓉社会地位和经济情况都不如王宝强，所以门不当户不对，所以婚姻注定出问题”呢？我也不敢苟同，因为“门不当户不对导致婚姻易出问题”这条推论本就缺乏论证， 时评家们，是谁告诉你们王宝强离婚的根源在于门不当户不对？或者说，你们是通过什么推导出马蓉的出轨，原因是她受不了门不当户不对造成的物质及精神上的矛盾？我们阅读双方声明，显然没有这般提及，若是多年以前的爆料，也显然没有确凿证据。若只是一些“风闻”，那么评论人以此为依据推论，显然有待商榷。

同样的道理，将这场婚姻悲剧归咎于当事人的男权思想作祟，或者乡村思维与城市思维的分歧，同样是在缺乏客观依据下的臆测。有的作者为了得出“是当事人的男权思想作祟”这一观点，援引了“王宝强涉嫌家暴马蓉”、“王宝强保养三个女大学生”这样的“风闻”，也完全没有说服力和因果关联。自然，如果是试图力挺王宝强的评论，所引依据更是没有经过证实的“宋喆与马蓉曾意图谋杀王宝强”、“马蓉攀上王宝强纯粹为了金钱”，这同样也是不妥的。

在这些新闻评论中，还有另一种情况值得我们怀疑。比如：通过描述当事人王宝强或马蓉的人格魅力，以及在其它与此事无关的事情上的做法，来判断在这起离婚事件中当事人的对错。又或者，通过别的明星的做法来佐证当事人做法的合理性，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论证思路。这好比里约奥运会上，霍顿公开称孙杨是“嗑药的骗子”，你却通过说明“别的国家运动员也干了”来为孙杨撑腰。理性的做法，应该是直接分析霍顿言论的不妥，以及向读者解释孙杨当年药检曾阳性的具体原因。

法国新闻学者贝尔纳·瓦耶纳在《当代新闻学》中曾说:“的确,要做到客观性是很难的,也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从根本上说来，人们要报道什么事情，这本身就是思想的产物，必然会有报道者智力的介入，因而也就必然包含个人的系数在内。报道者不可避免地会把自己摆到他所描述的情景之中，不仅表现在他自己的参与上，尤其表现在他对事实事物的连续性的剪裁上和他所采用的形式上。”但我想，在舆论场中享有话语权的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朋友，到底应该审视自己的权力，在对新闻的评论中遵循基本的底线，做到援引的资料尽量客观，行文的逻辑严谨，经得起推敲。哪怕是在标题的使用上，也当有所权衡，而非一味地为了制造话题和热度而罔顾是非。

当我们斥责近日的舆论场充满污浊，大众在娱乐至死的轨道越滑越远。当我们哀叹理性深度的报道被垃圾掩埋，公民的反智倾向越来越明显。我们也应该先对自己的行为保持怀疑，问一句：

我们自己，是否也在助纣为虐？

（本期编辑：刘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