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松林｜多伦多大学东亚系研究助理

去年两会的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不再提及严格的计划生育控制政策；随后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上，中国政府取消实施了超过30年的一胎政策，通过了普遍二孩政策。这种转变，意味着新一轮的政治改革似乎已经起航。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葛苏珊(Susan Greenhalgh)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韦爱德教授(Edwin A. Winckler)在《Governing China’s Population: From Leninist to Neoliberal Biopolitics》一书中认为，这是“中国列宁主义的新自由转向”(the neo-liberal shift of Chinese Leninism)，中国政府正在面临一种更为深入的改革诉求；一种更为全面和制度化的政治改革：以人口为核心，辐射到社会形态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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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苏珊长期从事中国人口政策的人类学调研，关注于意识形态符号通过制度表达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心理、行为与思想上的影响；韦爱德则是著名的中国人口制度专家，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顾问、美国国务院政策咨询专家、中国计划生育委员会顾问，其对于中国人口的制度学分析非常具有代表性。

这本书创新性使用福柯的“统治术”理论，通过人类学与政治学的结合，完成了对中国政府人口政策的全面分析和解读。

一、福柯的“统治术”理论

概括来说，福柯社会政治理论的核心，就是以人口为切入点，通过人口政策的转变展示一国政治形态与制度变迁。统治术作为一种跨越传统“主权-国家”权力分析的全新范式，可以展现出更多层面上权力的运作方式：传统直接或间接的国家政府统治权力、具有“调和”(intermediate)性质的社会参与权力（也就是不同背景的公民对同一问题进行讨论的公共空间及产生的权力），以及个人自我规范权力。

这种类似于“国家-地方-个人”的权力分析，虽然在不同领域都有展现，但只有“人口”的展现方式，是直接而全面的；更为关键的是，对人口的治理研究，通常是以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权力分析角度展现；而这种“生命权力”，本身就比局限性的“政治权力”分析更具普遍性。所以，以人口看政治生态，自然更全面。

二、打破“功过对比”的二元评判模式

这本书总体上需要面对两个主要问题：如何评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何评价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与过失？这两个问题在传统的美国式“中国解读”语境中，都是依托简单的“功过对比”的二元模型（dichotomy），而缺乏对于这种功过衡量标准差异的反思。

葛苏珊的分析表明，人口政策的现代化转变，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表现出一种中国统治形式的“雄性”倾向，旧有的性别、城乡的不公平被进一步拉大，不仅在宏观层面出现了男女、城乡比例的失调，在微观层面，固有的“男权思维”与“城市思维”得到进一步的确认，而现代兴起的“女权”诉求与“农民工”诉求，由于依然追随所谓的“男权逻辑”，其最终从话语层面，更是将这种女性、农村群体的弱势地位确立下来。

这种思维对于大众心理、行为与文化的塑造起到深远而持久的作用，不仅造成了许多悲剧，同时也成为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阻碍。最后，他们还做出了对习近平时期政治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期许和预测，强调中国进一步制度化改革、取缔旧有过时“直接控制性”政策（如计划生育、城乡户籍差别）、公共空间的建立、对于制度化建设中问题的纠错机制（多元化监管与政策自我修正）的倾向。

三、人口政策变化的影响

人口政策的变化以及其背后代表的中国政治生态的迁移，到底对中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该如何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两位学者尝试以“政治学”与“人类学”的两个层面，反思对中国的影响。

在人类学的层面上，中国的人口政策造成的社会影响是深远持久的。这主要体现在加强了在民国现代化建设时已经存在的城乡与性别差异。这种差异对于大众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的“男性倾向”息息相关。无论是心理暗示还是文化想象，弱势群体在政策推行中很可能会面临利益损失，只是在“改革必然会造成部分损失”的所谓“科学化”论调下，这种损失被合理化与消解掉了。但这种塑造了当今人类行为与思想的作用，影响持续到今天，对其全面的反思，而不是以“科学”的名义逃避，是十分必要的。

而在政治学层面上，人口政策对于加强中央力量的作用十分明显，而且中央拥有对于“科学”的权威解释权，在这个层面上，列宁主义并没有因为市场化改革而削弱，而开始以一种更为柔性与非直接的方式加以统治。而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转变，自主管理的意识得到了空前的加强。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层面上，中国寻找得到了一种全新的联系，在全方面进行全球合作，向全球的“新自由主义”形态转变。

总的来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直观的层面取得显著的成果，但在更深的层次遭到了极大的危机；但与此同时，这种危机也为国家进一步的改革奠定了基础。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其他国家的现代性逻辑大同小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显然在这里得到了印证。

四、对未来的预测

对他们而言，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预测，仅仅是一个变化时间长短计算的问题，而变革内容的框架已经得到了确认，包括与人口相关的经济、社会、政治变革，在总体趋势上得到确认。

人口数量层面：微观角度上中国政府会继续规范个体的生育行为，包括避孕、绝育，但这样的规范会更为创新；宏观角度上最重的人口规模会在2030到2050间达到稳定，但具体是哪一时间，要根据中国政府的具体经济政治诉求决定。

人口质量层面：微观角度上对“劣质生育”防范更加严格，与此的医疗系统、基础设施、教育环境、粮食安全、媒体宣传都将得到完善；宏观角度上人口结构将得到进一步改进，性别结构会进一步转变，而未来可能的老龄化趋势与由此产生的失业问题，也将在中国的政策制定中得到预防。

人口区位层面：微观角度上移民与持续寻找工作的人将引发在治安、监管、社会设施、城乡关系的进一步改良；宏观角度上农村和城市人口比例会进一步得到调整。

概括的说，中国将更依赖于市场化的变革、公共空间的扩展与广泛社会参与、法治社会与制度化变革，从而对经济发展遗留下来的社会、环境、福利、治安、腐败等问题予以打击，更加注重人口质量，人口政策与卫生、环保等多方面的结合更加深入。未来一段时期，中国政治生态的进一步“新自由主义”倾向不会改变，比如说，在人口政策方面，旧有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会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科学的“预测－执行”程序。一旦发展顺利，进一步右倾的“新保守主义”及“高福利倾向“也不是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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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露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