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三观》：被改写的小人物血泪史

惜时

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历来饱受争议，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畅销各国，几年前，姜文曾计划筹拍这部小说，因为一些历史、政策等原因，最终流产。2015年由韩国导演河正宇自导自演，这部作品终于被搬上荧屏。电影作为综合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绘画、建筑、雕塑的第八艺术，文学对电影的滋养历来不可低估，经典文学作品因其思想深度，动人的人物形象，独特的语言魅力而深入人心。从卢米埃尔时代的影片《汤姆叔叔的小屋》、《格列佛游记》问世到现在，百年电影史上，文学与电影的互推互进从未停止。

余华的这部作品写于1995年，一改早期在《十八岁出门远行》等作品中的先锋派写法，以朴实通俗的叙事，倾注他对中国社会底层人民命运的关怀，戏谑、轻松的口吻下，对当时的社会状况予以大胆揭示和讽刺，但与《活着》一样，读者依然为苦难中的人民对生活的顽强求生意志所动容，故事显现的艺术张力和思想内涵，应该是促使韩国片方接手改编的原始动因。

影片一经问世，国内观众纷纷表示韩国人把一部中国人的苦难史拍成泡菜味十足的温情片，其中重要原因便是历史背景的置换。原著中，作者以凝练的笔法叙述了主人公许三观一家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跨越近三十年的历程，期间他经历了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饥荒等历史事件。而在电影中，国内的这段历史被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至1964年这短短11年所代替。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广阔性上，由于历史语境不同，存在差异在所难免，为了电影的连贯和紧凑，影片没有展现许三观从青年到老年庞大的时间跨度，而有节制地选取这短短的十多年，我认为还是能够理解，毕竟在原著中，作者也没有对主人公的每一阶段都进行细致入微的刻画，其中不乏跳跃性地叙述，例如从饥荒到何小勇之死，到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间没有太多过渡。

在转换文化语境时，可以看出电影在观众接受度上的考量，朝鲜战争过后，南北分裂，韩国经济在战争中受到重创，物质极度匮乏，人民饱受失业、贫困之苦，温饱成为当时人们的第一要务。这与中国五六十年代的人民生活状况有一定相似性，情感上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共通性。原著小说厚重的历史背景是使得这部作品底蕴深远的重要原因，余华在自序里说，“作者在这里虚构的只有两个人的历史，而试图唤起更多人的记忆”，他意图以一个普通家庭折射上世纪的亿万家庭的生存境遇，其中的家国情怀不言而喻，不可否认的是，电影在历史背景上的淡化处理，显然削弱了作品所传达的苍凉感。

电影以许三观的几次卖血及他与一乐的父子关系处理作为线索来进行故事编织，与原著一致，构建和维持家庭是他一生的光辉书写。许三观第一次卖血是为了娶到“油条西施”许玉兰，第二次卖血是因为一乐把方铁匠儿子的头砸破了，第三次卖血是为了让家人吃饱饭，最后为了帮一乐治病，许三观像个亡命徒，从公州到首尔，一路卖血为一乐凑足手术费。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电影对故事情节进行了适度改写，拿掉原著里许玉兰在文革中被批斗、两个儿子上山下乡等章节，把一乐因为长期劳动得了肝炎改成一乐遗传生父何小勇患上脑炎，将许三观卖血救子与一乐生父之谜前后比较巧妙地勾连起来，增强了电影的戏剧性。遵照戏剧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几个层面，也解决了电影的节奏和矛盾集中问题。

韩国电影一向擅长情感起伏的微妙处理，许三观因为一乐不是他的亲生儿子，一度因为感受到耻辱和背叛，与一乐划清界限，而从一开始一乐为许三观扶梯子那个场景的铺垫中，便看出一乐虽不是他亲生，却是最像他，最亲他的一个儿子，在被许三观“排斥”后，一乐多次哀求他的重新接纳而不得，经过一乐为许三观辩解偷情、许三观不给一乐买包子等，何小勇哭魂成为二者关系的重要转折，许三观把一乐从神巫仪式中救出代表父子关系的和解，层层递进，观众被导演自然代入到他所营造的温馨感人情绪中去。在父子关系的处理上，电影既忠于原著对这对父子的心性刻画与情感表达，又在其中做了恰当的细节改写，从而使它在符合特定文化语境时情感流泻更顺畅、自然。

许三观是那个时代中的一个小人物，他思想简单，说话幽默，一些愚蠢的行为时常让人忍俊不禁，他用卖血的钱请许玉兰吃了一下午的东西，然后开始算账，“小笼包子两角四分，馄饨九分钱，话梅一角，糖果买了两次共计两角三分，西瓜半个三斤四两花了一角七分，总共是八角三分钱……你什么时候嫁给我”，方铁匠要来抄他的家，只见他说“你们搬吧，就是别把我的东西搬走了，一乐闯的祸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的东西不能搬”种种言行让人无法理喻又无可奈何。余华说“他是一个像生活那样实实在在的人，所以他追求的平等就是和他的邻居一样，和他所认识的那些人一样。当他生活极其糟糕时，因为别人的生活同样糟糕，他也会心满意足。他不在乎生活的好坏，但是不能容忍别人和他不一样。”他身上带着些许阿Q精神，但又与阿Q的自欺欺人、逃避现实完全不同，他活得单纯而乐观，积极面对生活中的种种磨难，这个人物的动人之处，在于他代表了当时社会中千千万万像他这样的普通人，在生活给予他们不对等的重负时，以超强的忍受力和热情一一面对解决，所透射出的不屈不挠的生命力让人折服。

河正宇和河智苑的表演恰如其分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小人物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嬉笑怒骂中河正宇把许三观的喜感与戏谑演绎得传神到位，河智苑也比较温和地完成了少女到泼妇的转变。这种风趣，傻气背后却是难以言说的辛酸，许三观第一次跟随阿方、根龙他们去卖血时，他们告诉他抽血前猛喝水就能让血得到稀释，这样一来本来一碗血能卖两碗，抱着这个理论，他每次卖血前，都会给自己猛灌水，每次看到许三观抽血前喝水的场景，都会为他的愚昧无知而唏嘘。卖血后要喝吃猪肝补血，因为卖血过多晕倒又要输血救命，这种以摧毁生命求生存的循环本身就是一个荒诞的怪圈。同时他身上也闪烁着人性的光辉，虽然对何小勇恨之入骨，不同意把一乐送到何小勇家，想到只有一乐能救何小勇，第二天又让一乐去为他喊魂，“是啊，有什么比人命更重要呢”，善良本性可见一斑。需要提到的是，为了提高男女主人公的正面形象，电影把小说中何小勇出于报复心理，睡了林芬芳的情节改为单纯看望，结尾处，增添许玉兰为了救一乐而卖肾的段落，只能说电影在表达上更注重亲情的回归。

在其他人物的改写上，电影在呈现上比原著要弱化不少，小说里血头的贪婪、虚伪在自然灾害时期有很生动的描述，而电影中的这一角色就比较轻描淡写。许三观为替一乐治病四处借钱，小说极大地渲染了人间的温情，亲邻之间，人们极尽所能热心帮这个灾难家庭，其中何小勇的老婆借给他钱最多，在他家乡奔赴上海的路途中，不少陌生人也都慷慨施舍，给予他无私帮助和慰问。在电影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冷漠，许三观求告一圈才借到一点钱，何小勇的老婆因为丈夫之死，没有借给他一分钱。影片在此表达了人情冷暖、失态炎凉，在温暖的包裹下无疑是一把冷峻的锋刀，直指人心。

至于原著结尾处，60多岁的许三观想再次卖血，却被供血站的人嫌弃，说他的血现在跟猪血一样，只配给油漆匠刷家具用，听到这话，巨大的失落感席卷而来，他说了一句“屌毛出得比眉毛晚，长得倒比眉毛长”，自此他的卖血记以一个苍凉的姿态落幕，可悲可叹的个人命运映射出民族与时代的变迁，批判也好，讽刺也好，对人性和社会的种种沉思在这个小人物的血泪史中展露无遗。由于电影所截取的时间段落，故事最后以一家人的大团圆结束，在主题表达和力度落脚上，电影的历史寓意确实弱化不少，这是两国历史文化不同所造成的必然性，在前文中已经论及，个人认为在情感传达和人性揭露上，电影在忠于原著的同时，做了相关填补，取舍过程中并没有损伤、颠覆人物的精神。

由于韩国家族文化与中国有不少共通之处，电影在表达亲情伦常方面做到了血肉丰满，真实感人，不刻意煽情，故事凝练，应该说，电影版的《许三观》在保留原著精髓的基础上，对故事内容进行了合理改编，抛开宏大的社会背景，电影注重对许三观的个人解读，并没有偏离原著的精神内核。至于电影应不应该忠实于原著，克拉考尔在《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中，提到小说和电影具有不同的形式特征，“小说不是一个电影化的文学形式”、“在研究名副其实的改编作品时，我想只检查一个方面：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电影手段的要求”。我想如果完全照搬原著，恐怕又会因为剧情冗长、结构松散，遭人诟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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