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能承受之“美”
——《美国丽人》中的“美”与死亡

李夏

2000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美国丽人》（American Beauty）聚焦美国一个普通的中产家庭，入木三分地描绘当代社会的精神危机与价值诉求，在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上都达到很高的造诣。对于影片，每一个观众都能由自身的观影经验发现这么一个事实：只有那些无法理解电影所叙情怀的人才会认为这部电影存在逗人发笑的情节；一个人越是远离剧中人物，越是能感到那些人物的滑稽与不合常理。然而观众也同时发现：几乎没有谁能真的快意而笑。他们距离剧中人物是如此切近，以至于多数人根本笑不出来。

黑色幽默就这样以它辛辣而不留情面的形象登上现代喜剧舞台。与传统喜剧相同，它通过事物的矛盾和不合理揭露其可笑本质，但在接受方身上，它又在事实上省略了“笑”这一步骤，无比迅速地深入到真正想要展示的惨淡社会现实。而在《美国丽人》中，剧本又格外安排了瑞奇这一“美”（与“惨淡社会现实”相对）的发现与记录者，他与电影中其他人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同时又逸于他人之上。一部随时记录的摄像机就像冥冥之中的上帝之眼。以它所记录的飘飞的塑料袋为例，它既注视着“丑”，也注视着“美”；“美”与“丑”有时属于不同阵营（如丈夫班宁向往自由意志，而妻子卡罗琳拜倒于生存哲学），有时共存于一者（如女儿珍的表里不一与最终勇敢追求自由）。

（电影海报）

那么，电影究竟如何界定“美”与“丑”？如果说生存哲学和自由意志始终是剧中人物的核心矛盾所在，那么它们究竟孰美孰丑？又由谁来判定？举一个唯一可能让观众发笑的例子：班宁对安琪拉的性幻想，其势之汹涌仿佛中了丘比特之箭。观众若对此发笑，证明这种违背人伦的渴望是滑稽且让人不赞同的，然而它不正是班宁追求“美”的最佳表征吗？可见，在这里界定美丑的是一种通行于电影与现实世界的东西——社会道德。珍频频大呼“恶心”、观众的笑声，都是社会道德在发生作用的体现。道德在这里与“自由”是相对的；在大多数时候被目为“美”的自由一旦逾越道德底线，就转化成丑，这是道德本位论。相反地，自由本位论认为道德一旦妨碍自由的施展，它就不过是一种压抑与残害人性的群体暴力，这种群体暴力让班宁显得卑微而猥琐，让中校在极度的精神压力下剥夺他人生存的权力。

人之所以是复杂的动物，是可以同时承载美与丑的生物，正在于他们可以同时认同这两种价值标准：道德本位与自由本位，这就是为什么班宁在让观众觉得可鄙可耻、让人发笑的同时痛彻他们的心扉。电影精准无比地发现了人类这种自相矛盾的兼容性，它造就了无数精神苦难与现实的悲剧。一切人类都是向往道德的，一切人类又都是向往自由的；班宁幻想安琪拉时脸上的微笑让他显得可笑，何尝不也是在嘲笑这充满矛盾、自我折磨的人性？正因如此，剧中人物无一不可笑，又无一不让人同情——他们全都是普罗大众自身的写照。

那么，在人性之海中挣扎的人类便只能甘于沉沦吗？基于这一追问，电影展现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救世意图：一只被丢弃的在风中不停兜转的塑料袋，一连串班宁死前的儿时回忆、家庭美好的记忆。不论是社会还是自然，“美”都蕴含其中，电影试图劝告人们要心怀感恩、聚焦于这些“美”。这种“美”看似凌驾于电影所排列的种种矛盾之上，其实不过是它们中的一员，否则瑞奇不会在发现塑料袋、联想起世界之美时几近哽咽——因为人类无法超脱精神矛盾所带来的苦难，一切美好因而也在出现的同时勾起人类辛酸的潜意识。美就在那里，这没有错，但人类永远不可能单单只投入美的怀抱。纯粹的“美”之所以“让人无法承受”（瑞奇语），不因为其多，而是因为它确实存在却不可触及。

普希金说：“高尚的喜剧往往是接近于悲剧的。”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丽人》可谓将其人情味一展无遗，这也模糊了它黑色幽默的面孔而更多地染上了悲剧色彩。电影中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其中人物的精神世界都具有封闭性：即便知道与女儿疏远的原因也不愿做出改变的班宁、看不起丈夫因而忽视他的卡罗琳、不接受父母亲近的珍，以及对秘密长期保持沉默的安琪拉和中校。他们看似渴望与他人沟通，却在实际沟通时什么也没有听见或不愿听见，又或是听见了却不会付诸行动，除非听见的内容符合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因此，人物间的冲突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可调和的状态，这使他们各自的精神矛盾形成一个个牢不可破的据点，保护着人物，并且向其他个体进攻，直到矛盾积累到临界状态而从内部自行崩解，或是因不可挽回的灾难失去存在的支点而坍塌。

随着情节推进，我们发现，中校在高喊规则口号的同时也嘲笑规则，抑或说嘲笑这个规则已被扭曲的社会（看见电视里可笑的入伍原因放声大笑）；而联系他曾试图告诉儿子真相的举动，这种嘲笑又带着心酸，是既渴望心底的意愿得到满足、又渴望将其扼杀的苦笑。综观全片，追求自由的人固然追求自由，贬低自由的人实际也在追求自由，但由结果看，秩序森严的社会显然不能容忍这种离经叛道，所以妄图摆脱社会桎梏的人遇到重重困难，走向崩溃：精神矛盾积压导致的人格毁灭，驱使中校将班宁杀死。

而当把目光投向个体，可以发现，班宁的死亡不仅归因于不同价值的互相倾轧，它同时也是个体矛盾自我消灭的结果。追求自由与解放的班宁最终败在了道德之下——发现安琪拉仍是处女而放弃与其发生关系。解开纽扣的安琪拉究竟能向他展现什么呢？无非是又一重的道德拷问与“正常人性”的呼唤，而正是这些“美”导致了人成为“活死人”。他无法放弃这种俗世伦理之“美”，意味着他最终放弃了对“活死人”生活的抗争。从这个意义上讲，班宁的死同样是一种必然。

在影片的尾声，黑色雨幕中，班宁家涂成鲜红色的大门在微弱的门廊灯光下成为唯一明亮的色彩。这既暗示着接下来的流血事件，“家”这一概念也在沉寂许久之后忽然重浮于水面。班宁死前对着全家福喃喃重复的“老天爷”，是对生活之“美”的省察，也是人在个体诉求与群体伦理夹缝中难以选择的悲叹和追问。而那时他者意志和社会秩序的枪管已对准了他的脑袋。瑞奇对班宁之死的反应也蕴含深意：先因看见班宁死前的微笑而跟着微笑，然后才发现蔓延的鲜血。这实际是影片在某个维度上对班宁追问的回答：且让生命形式的有无退居其次吧！只有真正认识了生命的意义，才是生命确实存在的标志。

稍显遗憾的是，这个回答仍然不能解决影片向我们抛出的问题：当“美”被赋予太多的社会伦理内涵而逐渐侵蚀个体意志的生存空间时，当它深植于人类灵魂之中却导致精神的抗衡与毁败、成为令人无法承受之重担时，人类该何去何从？显然，班宁的追问还将继续回响，而这也使《美国丽人》魅力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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