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与外地，家乡与他乡

刘岩川

十几岁离开北京后，就很少在家生活。作为一名转战各地的资深外乡人，我对家乡的感触逐渐模糊了，说不清楚惦念的是亲友，还是那座给我很多回忆却又怎么都和记忆合不上拍的城市。古语云“此心安处，便是吾乡”，但安定的感觉却是不易找到的。

某年暑假，我在北京目睹了两件难忘的事。公车上，一位外地母亲向朋友诉说着孩子在北京上学的烦恼。“老师说外地孩子素质低，会影响其他人…”拥挤的地铁里，本地小伙子和扛着沉重行李的中年人发生了争执。“你会不会说普通话？”小伙子挑衅般地问，不顾自己标志性的“儿化音”。中年人一下没了气势，含糊不清地嘟囔了几句，不再抬头。

在我的印象中，“外地人”并不是什么褒义词，尤其是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但当我拿到“留学改变了我”的命题后，却忽然想起自己从前上学的地方，本地与外地、家乡与他乡的分野单薄得可以忽略。即使你的语言和护照时刻彰显着你的外地身份，只要你关心和参与所在地的发展，你就有资格成为当地的一员。留学对我最大的改变，也许就是不再追究本地与外地、家乡与他乡，从渴望飘渺的内在安宁延伸到主动参与外在世界的改变。

在美国经历了两年的高中生活后，我在大学阶段成了一名政治系学生，由此便被系里的社会活跃分子盯上。“别走！”美国同学们经常在人流汇聚之地叫住我，让我在他们的倡议书上留下姓名。一会儿是议员选举的结果争议，一会儿是城市改造问题，一会儿是环境争议，隔天也许又是同性恋婚姻的事情……美国人似乎有无穷无尽的事情要关心、解决并发表意见。在这里，没有长辈会给年轻人扣上“愤青”的帽子，也没有父母会摇着头说“你们就是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委婉告诫，或者“政治碰不得”的直白劝阻。可是这些话，年届三十的我还要面对。

再看看这群美国同学。他们来自伊利诺伊、威斯康星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却不一定有学校所在地明尼苏达的本土人。可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美国的公民。每到一处，都要想想当地的政策怎样影响自己，是否可以用选票或者倡议书改变决策。我曾经以为他们只是“路见不平”，后来却发现他们往往是在关心自己。就像一位同学说的，“虽说我只是在此上学，但在我门口叮叮当当地修条铁轨，我怎么就不能支持或者反对呢？”对于我，他们的看法也一样：生活在这里，就要关心周遭发生的事情，因为这是主流的自我保护渠道。不参与政治，就没人为你代言。参与了政治，也不怕秋后算账。

毕业后，我和一位明尼苏达州本地的同学来到华盛顿寻找机会。几天后，我就听说她在当地注册选民，以后可以作为华盛顿人参加首都的政治生活。当我追随同学的步伐向明尼苏达国会议员投简历时，居然也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对方在乎的不是申请人的国籍，而是我在明尼苏达的生活经历，以及我为当地民主党人拉选票、打零工的历史。

几年后，我从北京出发，来到另一座城市开始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某天早晨，一位女片警也用一声“别走”喝住了我。“哪来的？租的房子还是自己买的？就你一个？打算住到啥子时候？”我被动地在一张纸上写下姓名和身份证号，向这座城市宣布自己的“外地人”身份。在警官充满狐疑的目光里，我不太像是受保护的对象，更像对本地的潜在威胁。

美国对于“本土”与“外地”也并不是麻木不仁的。国会在移民议题上的持续争吵，也证明外来人的争议性。但是抛开高层政治，美国社会的某些层面还是欢迎外来者承担对本地的责任，至少这是我的体会。在中国这个人口流动剧烈的国家，我们是不是也能抛开“本地”与“外地”的对峙情绪，想想自己和别人应该给所在地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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