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为什么不能高冷地谈论气候变化？

朱李李

在刚刚播出的美剧《新闻编辑室》第三季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美国环境署将要发布的科学报告显示，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浓度达到了历史新高。报告的撰写者之一被请到演播室在晚间新闻里向观众解释，这一研究意味着人类已经错过了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二摄氏度以内的机会，并语出惊人地说迎接人类的是全球性大灾难。经验老道的男主播不断地引导嘉宾讲出一些人类得以自救的办法，但换来的是“一切都已经晚了”，“等待我们的将是极端天气、海平面上升、大规模气候难民和瘟疫大爆发”。这让男主播没好气地在镜头前摔了笔，因为嘉宾的言论让他们的报道砸锅了，作为一档严肃新闻节目他们传播了恐慌，也播出了一则受众和他们自己都不喜欢的故事：一则不折不扣的坏消息，且告诉观众“你对此无计可施”。

气候变化这个主题已经在主流媒体的报道视野里存在了25年左右，但媒体对应该怎样报道它，应该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始终感到困惑。上述是一个虚构的故事，现实中，英国广播公司（BBC）今年四月份被英国议会科学和技术委员会（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ttee）在《气候科学传播》第八次报告中，批评其气候变化报道的编辑方针有失偏颇：BBC秉持报道的公正性试图展示不同意见，但实际上造成了错误的均衡性报道，对已证实的科学事实与观点性信息缺乏明确区分，将两者看得同样重要。这份报告还显示70%的公众认为气候变化的媒体报道存在着彼此冲突的信息，令他们感到无所适从。

关于气候变化的故事怎样才算不夸大危机、不制造恐慌，怎样又才算提供了足够的警示，如何在这个复杂的议题上给予受众清晰的图景，即便是最专业的媒体也感到难以拿捏，而且似乎对这个关系到人类发展的迫切议题有些知难而退。2013年一项名为《The Environment on TV: Are Broadcasters Meeting The Challenge?》研究发现，长篇电视纪录片是最能引起公众对气候变化兴趣的节目形式，但在过去12个月里，英国没有播出过一部长篇气候报道节目，这是对该议题“令人惊诧的忽略”。

气候变化的确是一个极其迫切、不容忽视的议题，尤其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今年11月发布的综合报告，从科学角度坐实了气候变暖是“毋庸置疑”的。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至少80万年来未见，1951年至2010年在已测量到的全球平均地表温度的升幅中，超过一半“极有可能”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

报告还显示，如果温室气体排放保持当前轨道，二氧化碳浓度将导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均衡上升1.5至4.5摄氏度。由此，报告呼吁全球各国在2050年前尽可能将绝大部分供电改为低碳排放发电，并在本世纪末前淘汰石化燃料，将碳排放降至零，以确保地球增温控制在二摄氏度，避免气候变迁造成的严重后果。

这样一个权威的科学研究结论，为接下来的气候谈判奠定强有力的依据，还给全球遏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提供了更确凿的动力。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仍然不是一个已经在你家门外，马上就要破门而入、迫在眉睫的危机。

在哥德堡大学Nordicom于2012年出版的《当媒体遇到气候：新闻业的全球挑战》一书中，作者提出，气候变化有时是暧昧的，充满了“也许”“可能”，并不是能够让主编热血沸腾的选题。像炸弹爆炸、飞机失事这样的图片泛滥于各个媒体的头版，而二氧化碳排放的图片是达不到这样的戏剧性标准的。

气候变化不是个好写的题目，也不容易讨好受众。科学家们常常不是最好的传播者，而记者们又会把情况过于简单化或者耸人听闻。我们也一直听到媒体和环境组织多年来不停地唠叨的字眼，“来不及了”，“必须立即就开始行动起来”，“地球只有一个”。这非但没有使人们警惕，相反地，还进一步消耗了受众对这个艰涩的议题本来就难以提起的阅读兴趣。

英国Open University的地理学高级讲师Joe Smith在《从真相战争到风险游戏》一文中指出，气候报道的难点就在于，媒体的事实性故事讲述需要冲突性、事件性和人物个性，但气候变化，除了少数故事（还通常是值得质疑的）能满足这样的期待，恰恰提供了相反的因素。

另一方面，要报道气候变化，角度实在太多了。它可以是任何一种故事：

可以是科学角度的解释性报道。许多媒体在如何通过浅显易懂地方式向大众解释气候变化上做了许多有趣的尝试。但如前述《气候科学传播》报告所讲，媒体常常因所谓的报道均衡而导致该科学话题的政治化——它们因政党谈论它而报道它，且对政党的气候观点与科学事实缺乏区分，脱离了对科学事实的探讨。科学议题的政治化导致媒体对该议题的报道呈现两极化趋势，党派媒体为对气候变化怀疑论提供了空间，进一步加剧两极化。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报道——气候变化的报道的一大重点是这些年来无休止的国际气候谈判，先不论读者，就连记者自己也对冗长又难有进展的谈判感到乏味至极。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许多气候谈判的题中之义沦为意识形态之争。例如，发展中国家与发到国家之间争执不下的发展权和温室气体排放历史原因；在一国内部，也有美国共和党这样否认气候变化论或质疑其真实性的政党。创绿中心气候与金融政研部研究员陈冀俍认为，他们的否定和质疑则是来自共和党的核心价值观——对自由市场的信仰，而环境问题要求政府出手干预，这有悖于他们的理念。事实上，环境主义在美国常常与社会主义划起等号，美国政府对国际社会做出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加重了这一意识形态的争论。在东西方意识形态酣战和军事比拼剑拔弩张的冷战开始刚开始缓和时，环保主义即成为共产主义之后的下一个攻击目标。

更加诡谲的是，全球变暖的发现源于冷战时期美国军队资助的科学项目。在《武装大自然》一书中，俄勒冈州立大学研究冷战期间全球科学、技术和环境的专家，雅各布·达尔文·汉布林指出，今天所谓气候怀疑论者们的政治“鼻祖”，就是冷战时期热衷于为了军事目的而操纵环境的那一群人。书里还说，当年气候变化减缓的努力被搁置，正是由于中央情报局测算出全球变暖有可能损害苏联的谷物收成，西方则会因为有大量粮食作物而占据上风。新闻媒体则有意无意成为放大种种此类意识形态争吵的工具。

从社会运动或政经的角度，近几年最显著的故事可能是挑战资本主义制度和全球化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抗议者们所持观点之一，就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对全球变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各国也未能像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那样，做出果断有效的全球联合行动。进一步地，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之所以加剧了全球不平等，个中原因就包括各国对减缓全球变暖行动迟缓，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尤其脆弱，从而加大了南北差距，导致“气候难民”的出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消耗高排放生活方式，在全球化过程中加剧了不发达国家的环境危机，甚至出现了“气候殖民”这样带有强烈政治意味的字眼。这些观点夹杂在诉求纷乱的华尔街运动中，媒体显得一如既往地无所适从。与此同时，在能够日益娴熟地运用媒体号召公众的环境组织和草根机构面前，媒体常常被它们牵着走，游移在叙述的两个极端：从末日到来的夸张警示，到提供希望、鼓励行动的“我们还有很多机会自救”。

（下篇将在2015年1月11日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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