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心时代》：欧逸文笔下的“喧嚣与浮华” 

辛圆

《野心时代——在中国追逐财富，真相和信念》（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是《纽约客》（The Newyorker) 前驻华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在今年年中出的一本书，作者根据自己在中国八年的采访和观察，写成了这本“人物合集”，并试图通过这些来自各个领域和阶层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呈现出一个复杂且多样的中国。

我是三个月前在淘宝上买到这本书的翻印版的，当时还感到特别吃惊，因为很难想像这样一本含有敏感内容的作品会出现在电商平台上，我立马收藏了那个店，希望以后能够多淘些“好书”。不过仅仅过了两周，当我因为想要查找希拉里的自传《艰难抉择》（Hard Choices）的时候，搜寻到的结果却只是那些早已出版的中文传记，而当我再一次输入“欧逸文”三个字时，却查不到任何结果。这就像《野心时代》里所写的那样，有些词汇——人名，地名，事件名，会在网络上转瞬即逝。

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晚上阅读其中的一个章节，也可以说是一个故事。虽然每个故事讲的是不同的人和事，但这些不同的故事却能够如一个个点一样连接成面，在我的脑海里反射出当代中国的一幅幅画面。

2008年九月底我第一次来到北京，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刚刚落下帷幕，鸟巢和水立方附近仍然有出售福娃纪念品的小商贩。“北京欢迎你”还在北京火车站和王府井等外地人密集的地方循环播放。虽然旅行只有短短四五天，却让我对这座城市产生了某种难以表达的感觉，那是一种躁动，或者是一种焦虑，只不过它们都被完美的隐藏在了一片繁荣的气息之中。

6年后的今天，大学毕业后的我再次回到了这座城市。用“回到”是因为当我从北京火车站出来的时候，那种感觉和6年前我初来这里时没有任何不同。从北京火车站的出站口朝对面望过去，看到的还是那些建筑，外观已经有些老旧的宝辰饭店，湖南大厦在夜晚犹如一栋“鬼楼”。

不过往东几公里的地方，这座城市却上演着一出出让人震惊的“大戏”。

行走在东三环，随处可见穿着体面，手里拿着星巴克咖啡和文件夹的白领，他们大多讲流利的英文，拥有不错的学历甚至家庭背景。和其中一个西装革履的男青年擦身而过，他口中说出一串我听不懂的数字，不过脸上洋溢出的自信却清晰可见。

十几年前，当张欣刚刚辞去高盛的工作见到自己未来的丈夫潘石屹时，他对她说这里在十几年后会成为中国的曼哈顿，当时的张欣笑而不语，还打趣地调侃了一下刚从海南回来的小潘。 “你还去过曼哈顿？”张欣说。

十几年后的今天，这里不但成为了北京的曼哈顿，But Bigger。从形似洛克菲勒总部的银泰中心到造型诡异的央视新大楼，从五百多米高的国贸三期到已经破土动工的中信“中国尊”。这个在九十年代只是一片工厂的荒地逐渐变成了如今吸引全球目光的国际商务中心。

这一切都正好符合欧逸文对当下中国的描述，也更符合这本书的题眼“野心”两个字。其实野心也是西方人对当下中国最普遍的印象，尤其在西方衰落论甚嚣尘上的今天，中国庞大的”身躯“和屡次创造的经济神话让他们更加确信这个曾经被拿破仑称为“睡狮”的国家已经睁开双眼，准备重新审视周遭的世界。

不过在巨大的野心下也隐藏着某些不为人知的力量，正如欧逸文在本书前言部分所说的 ：“这本书里所描述的是两种力量的对冲，强烈的渴望与极权的压迫”。财富的追求，精神的空虚，信仰的缺失，这些力量的互相冲击让这个古老的国度更加复杂。

这也正是欧逸文分别用来形容当下中国的三种“流”——财富，真相和信念。而对于出生于1989年的我来说，这三股“流”正好如血液一样从大脑顺着身体的每个角落流过。

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开市钟声想起，这一天会让世界永远记住一个人的名字——马云，全球最大的IPO使他超过王健林成为中国大陆新首富。好友的拥抱，无数的鲜花和掌声回荡在华尔街那个让所有企业家向往的白色建筑物内。没人再会回想起那个再西湖和外国人讲英语的有点其貌不扬小个子青年。

龚海燕是欧逸文在《野心时代》第一部分描写的一个人物。和马云一样，龚海燕长的并不算漂亮，薄唇肖肩，很朴素的农村妇女形象。她也的确来自湖南农村。

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女性的地位仍然大大落后于男性，对于她们来说，念书只是费时费力的差事，出去打工挣钱养家才是首要任务。龚海燕却始终不认这个死理儿，虽然因为身体问题辍学到了工厂车间，之后从一名流水线上的组装员成了厂宣传处的文字工作者，用现在的话说是做办公室的，但龚海燕想要的生活远不止于此，她作出了一个让母亲和全村人都吃惊的决定，继续念书。龚海燕最终考上了北京大学，并在之后考取了复旦大学新闻系的研究生。

改革开放后，恋爱自由逐渐成为了一种“时髦”，在那之后，男女之间的交往不用再和单位的领导打招呼，她们可以自己选择喜欢的异性交往，结婚。不过当时的中国很难找到一个像样的相亲场所，有的也仅仅是某个群体内部的相亲见面会。对于广大单身男女青年来说，这肯定是不够的。

龚海燕在其中看到了机会，或者说看到了商机，她创办了“世纪佳缘”这一旨在为单身男女服务的互联网交友平台。2011年，世纪佳缘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曾经湖南农村那个辍学娃如今成了坐拥亿万资产的女企业家。龚海燕通过自己的奋斗成为了自己想成为了人。

龚海燕的故事也是很多当时中国人的故事。柳传志被中科院计算机所遣散后用借来的钱在20几平方米的办公室创建了联想并在之后成为了中国企业界标杆性的人物。也是在同一年，王石在深圳捞得了“第一桶金”并在之后成立了万科集团。

他们都很好的捕捉到了波诡云谲的时代背后所潜藏的某种内在力量，对于龚海燕来说，那是改革开放后对人性的松绑，而对于柳传志和王石来说，是1984年出台的“一号文件”对民营企业的鼓励和支持。

不过并不是每一个在财富浪潮中游泳的人都能够全身而退，功成名就。欧逸文讲了另外一个故事，而在说这个故事前，我想从我的故事说起。

2009年，我开始了在武汉某本科院校英语专业的学习。不过就在6年之前，也就是我刚刚进入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的英语几乎是全班最差的。

当时我们上课使用的还是经典的Jim Green，Lucy，Lily那一套课本，我和同桌被老师点中表演课文中的对话，记得那时候我连you are welcome 都读不好，只能用汉字在下面把每个单词一一用普通话的读音标注出来，不过最后还是惹得全班同学好一通笑话。为了挽回面子，我励志用英语为突破口找回点信心。

记得我家附近有一个还算比较大的书店，那应该也是我所在的城市最大的一个民营书店。书店的老板经常会上我们地方频道讲如何把书香带到每家每户这样的话，虽然现在它还存在着，不过已经大不如前。一楼几乎成了教辅书专卖区，不大的二楼也租给了眼镜店甚至旅行社。我就是在初一寒假的某一天在这里发现了一本书，书名好像叫《学好英语的秘密》，橘黄色封皮，上面印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他就是——李阳。

整整一个假期我都在家里按照书里每个部分，每个章节说的那样逐一练习，恨不得每个句子重复几百遍，上千遍，从而让我舌头上的肉变成真正的“美国肌肉”。那时候我还没有搬到新房，家里的老楼已经有20多年历史，三天两头就断了电，之前每次停电的时候我都会和小伙伴下楼看那些年长的叔叔阿姨们在路边你一舌头我一嘴的商量咋办，不过自从我买了那本书之后，我就再也没和他们一起玩耍过。

那时候随身听刚刚流行起来，不过动辄要一两百块钱。为了省钱我就去家附近的一个批发市场买了一台小收音机，只需要三四十块钱，可以上电池的那种，这样即使家里停电了也可以用。每次家里忽然一抹黑，我就把电池拿出来按在收音机里继续听李阳和Kim老师念书里面的英文句子——How are you doing……让Kim老师用三种方式重复三遍。

我妈说我当时有点走火入魔，嘴里持续不断的在念叨着她听不懂的东西。我也清楚的记得当时操作的方法是as loudly as possible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s clearly as possible。我一直在想我现在说中文这么快是不是那时候落下的毛病。

之后我买了几乎所有和李阳有关的书，无论是他主编的还是他参与编写的，从《脱口而出》到《发音宝典》再到后来的《美语900句》等等。只是随着年级的升高，我发现自己对李阳和他的那套方法不是那么感兴趣了，也许是因为应试教育和李阳书里的内容不太搭调。反正从初三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认真听过那些磁带，买来的书也只是仍在书架的某个角落里，再次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一层灰了。

李阳，这个“疯狂英语”的创始人和倡导者从中赚取了大量财富，不只是书籍，他还会去各地演讲，办讲座，开办疯狂英语夏令营。似乎就在那段时间，李阳成了所有英语学习者的偶像，或者神一样崇拜的人物。

虽然之后很少看李阳的书，但毫无疑问，李阳的那套学习方法确实在我刚开始学习英语的时候起到了积极作用，让我从一个羞于开口讲话的人变成了逢人就说的英语“疯子”，这也是李阳在书里始终强调的那句“enjoy losing face”帮我做到的。

不过这样一个让几百万中国人疯狂的英语“教父”却在几年之后轰然倒塌，一切都源于李阳的妻子Kim以家暴为名将他高上法庭，本不特殊的家庭矛盾随着网络的传播发酵成了一场批判式的运动，微博上随处可见“李阳真不是东西”的字眼，而他曾经的学生也选择和他划清界限，表示不再购买李阳所主编的书籍。

其实李阳的“沦陷”，婚姻矛盾只是其中的一个引爆点而已。早在几年前，李阳的疯狂英语就已经走了下坡路。长时间发不出工资导致教师纷纷离去，去偏远地区的非知名学校演讲也卖不出几本教材，再加上新东方，环球雅思等培训机构的兴起，对于疯狂英语和李阳来说，曾经的名噪一时如今成了明日黄花。李阳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自我”，甚至沦为笑柄。

偶像跌落神坛这样的例子在如今的中国虽不至于比比皆是，也毫不令人惊奇，常常是今天还在公司给股东开董事会，明天就因为某些个人问题被有关部门带走，之后的调查结果往往让人唏嘘不已。从牟其中到黄光裕，再到吴英，财富新贵变成阶下之囚，没有任何预兆，似乎一切都发生在转瞬之间，而这也正是中国，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因为一切都在不停的变化之中。

在我刚刚进入目前所在的杂志时，编委老师和我开会的时候说，记住 “报题的时候心里不要住着中宣部” ，不过在之后的工作中，从最初的采编，到最后呈现在纸上的成稿，每一篇文章都要经过有关人士的检查，文中敏感的部分会悉数被删减或者完全删除。欧逸文在本书第二部分“真相”中就描写了一些媒体人或者是和媒体有关的人对于真相的追求，和他们为了得到真相和当权者进行的斗争。因为他们无形，作家慕容雪村称他们为 “黑暗中的弄权者”。

胡舒立，一个中国媒体界几乎无人不知的名字，成为了欧逸文在这一部分最主要的描述对象。她是《财经》杂志的创办人之一，这本杂志日后成为中国财经杂志中的风向标的刊物，在创刊后刊发了诸如“谁的鲁能”等一些列影响巨大的调查报道，被认为是市面上少有的有“开天窗”色彩的市场化杂志。

胡舒立2009年的出走成为了震惊财经界的大事，很多人怀疑她和王波明就《财经》发展方向问题上出现了纠纷，各种谣言甚嚣尘上，不过她确实离开了位于朝阳门泛利大厦的办公室。但她没有离开媒体，而是创办了另一本杂志——《财新》新世纪周刊，名字上给人的感觉是新的，破茧而出的《财经》。

在一个被欧逸文描述成“戴着镣铐跳舞”的媒体环境下，胡舒立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诠释着如何在权力和真相之间达到某种平衡，她也真的做到了，《财新》的每一篇报道都会在业内引起不小的轰动。因为《财新》的报道大多涉及对权力阶层和既得利益者近乎无情地揭露和起底，胡舒立本人也被欧逸文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

前《南方都市报》主编程益中也许是少数批评过胡舒立的人，他在被问及如何评价胡舒立和她所在媒体的成就时说 “从本质上说，她是这个政权的捍卫者”。不过无论怎样，说她是捍卫者好，啄木鸟也好，胡舒立和她的团队都在一次次的尝试接近“真相”，并尝试着替中国的媒体和媒体人趟出一条权力和真相之间的界限。

此刻的我在位于东五环外的一个房间里写下了以上这些文字，而此刻的北京，仍然在不断的膨胀中。在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有太多和我一样的年轻人，没有足够的金钱，也没有让人惊讶的背景，不过我们依然在城市里闯荡着，希望有一天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在曾经给《纽约时报中文网》教育版写的一篇名为“农村大学生的坎坷求职路”的文章中，我讲述了一个叫许韦的年轻人的故事。从武汉一所不知名专科学校毕业的他曾经做过很多工作，餐馆服务员，KTV保安，不过他希望让自己所学的东西有一点用武之处。为了找到合适的工作，他基本一周七天泡在各种招聘会里，也参加过一些公司的面试，不过大多因为自身条件不足被拒之门外。

一天晚上，我和他坐在汉口江滩的石阶上。我说，既然大城市压力这么大，为什么不回老家呢？他有点沮丧地说：“我也知道在城里难，没有关系，找工作费劲，不过我不想再回我们镇上了，既然出去了就不再回去。” 之后我听说他已经在武汉的一家小公司找到了文秘的工作，一个月只有不到二千块钱。不过在他看来，自己已经脱离了老家那片荒芜的土地，成为了这个城市的一分子。

也许许韦就像欧逸文在《野心时代》里写的那个曾经疯狂迷恋李阳的迈克一样，始终对未来满怀期待。与其说是期待，倒不如说是一种“信念”。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一个旧秩序已经崩塌但新秩序尚未建立的时代。这个时代里的所有人都是它的推动者，也是它的见证者和塑造者。也许欧逸文的写作还带着西方观察者特有的意识形态和刻板成见，但在对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的描述中，在他们或完整或残缺的故事中，他确实让我们看到了眼下的中国，一个混乱中带有某种秩序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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