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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老人，图片源自百度。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这是诗圣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千古名句，诗人并没有沉湎于对自身零落的抱怨，而是由自身困境推己及人，点出安史之乱后“四海困穷”的惨淡境况，和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令全诗的格局顿时延伸。

 

这些年来，“返乡体”文章杂感盛行，和大诗人一样，他们也写茅屋、写秋风、写南村群童、写床头屋漏，但它们中大部分作品由于观念先行（自上而下的俯瞰视角），或者受限于个人阅历与文学功底，导致“返乡体”在喧嚣后沦为一地鸡毛，赚得路人空悲切，最后不过是一次一厢情愿的“审判故乡”，甚至编织出一出出以假乱真的“虚构故事”。

 

“返乡体”的最初呈现对互联网公共讨论是一次惊喜，2015年春节，一篇名为《近年情更怯——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的演讲稿引发热议，作者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及其家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从此“返乡体”成为一股热潮，王磊光博士的返乡体作品后来也被集结成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中国，“返乡体”文章集中涌现在寒暑假期，尤其是春节前后的一段时间。以学生和都市上班族为主体的人潮纷纷返乡，公路上、列车间，还有那轰鸣而出的摩托车大军，上亿的人口大转移，难免留下大量记录返乡的文字。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也是最能感受到这种特定时期人口大转移的特定地点。当你在春节前后观察这座城市，地铁上的空座位和街道上的萧条景象会与平时形成鲜明对比（当然，即便如此它的人流量依然远超中小城市），而北京西站这样的地方将排满长队，每一分每一秒都有载满人流的火车离京返乡，也许不到一个月后，他们就会再次回来，带上他们繁重的行李和不灭的野望。

 

北京西站夜景

 

而在网络时代，人们的发言渠道和发言成本被大大降低，论坛、博客、公众号、长微博等形式大大丰富了公民的发文途径，“返乡体”在此背景下流行，自有它生长的肥沃土壤。而“返乡体”的作者主要可分为四大群体：

 

1.学者。主要以文化研究者和乡村研究者为主。这类作者的文字专业素养较高，看问题相对更加全面，代表如《近年情更怯——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的作者王磊光博士；

2.媒体人。当“返乡体”引起热议，甚至成为新闻话题，媒体人成为关注甚至撰写“返乡体”文章的重要人群；

3.学生。学生好性情为文，返乡多思绪；

4.城市上班族。这个群体比较复杂，既有白领蓝领也有创业者甚至企业领导；

 

需要指出的是：这四个群体有重合范围，比如一位城市生活的人，既可以担任媒体中的记者，也可以继续在大学深造。

 

“返乡体”集中出现于春节前后，也让它根植于中国文化背景。春节是汉字文化圈传统上的农历新年，俗称“年节”，是标准的“中国制造”，春节前后的“返乡体”，自然有其特定的文化因素。

 

从很多“返乡体”的文章中，我们都不难见到中国节日常见的文化痕迹，比如拜访祖庙、回农村、放鞭炮、贴对联、祭祀等，但这些却并不是“返乡体”引起热议的关键原因，这些本可以深挖内涵的文化痕迹在“返乡体”文章中只是可有可无的空洞背景，而故乡（尤其是乡村）被笼统地圈定在落后的范围，与之产生强烈对比的自然是“返乡体”文章作者工作的地方，以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为代表。

 

同时，城乡差距和两代人之间深深的隔阂成为这些文章的通常主题，而“返乡体”文章被批判的一大原因恰恰是作者居高临下地批判故乡而为大都市唱赞歌，却无法提出切实的改造方案，使得本可能成为社会议题切入口并挖掘出深层历史文化原因的题材沦为一次对故乡的简单嘲笑。

 

乡村中的教学

 

当我们回过头看《近年情更怯——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这篇早年的“返乡体”，并将其和日后的“返乡体”相对比，我们遗憾地发现，日后的作品几乎都没有脱离它的框架，无论是表达水平还是思想深度，乃至探讨问题的广度，都没能超越《近年情更怯——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

 

而在王磊光后来出版的调查随笔集《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中，他还难得地关注了“从梁漱溟的困境看今日的乡村动员”、“第一代农民工，故乡拿什么迎接你”、“老人农业有效率吗”、“日记与随想：关于一个新农村示范点”、“在今天，谁来赡养乡村老人”这样富有现实意义的话题，而这些话题，后来涌现的“返乡体”文章本可以进一步挖掘，甚至以此为契机推动农村实际环境的改善，只可惜在一次次东施效鼙的闹剧中，“返乡体”文章非但没有更进一步，反而出现信任危机。

 

陈柏峰在文章《“返乡体”再辟谣，乡愁经得起多少反转》开篇如是说：

 

“与去年返乡文章获得众多拥趸不同，今年“返乡体”的精彩点却在文章之外。就在大家还未从“上海女因一顿饭逃离江西农村”造假新闻中回过神来，紧接着新华社又辟谣《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系虚构杜撰，记者春节甚至并未回家。故乡、亲人、乡愁，这些美好字眼，如今成了另类消费品，写作者不是以揭露农村问题为己任，而是以比谁的家乡更惨为噱头。”

 

用流行语说，“返乡体”反而成为一个热门IP，而利益熏心的作者就渴望通过这个IP制造流量盛宴，哪怕因此伤害“返乡体”的讨论力度和可信度，以至于到如今，很多读者耳闻“返乡体”，第一件事就是确认文中所谈之事是真是假。而过多纠结于农村与城市对比，也让关于“返乡体”的讨论沦为“农村到底有没有发展”的论争，其代表性言论如：

 

“总而言之，目前盛行的衰败论没有反映农村的真实状况，农村实际上是在发展进步。虽不能谓“衰败论”全是杜撰，但实际上是带着有色眼镜看农村，遮蔽了农村的真实景象，没有看到农村发展向上的一面。”

 

无独有偶，最近人民日报客户端的一篇评论也强调：

 

“我们之所以批评“愁乡”式“返乡体”是矫饰，不仅是这类文字以高高在上的姿势，对乡村的进步视而不见，极尽夸张地放大乡村的种种“不如他意”，更由于，一些人虚幻地把记忆中的乡村与田园牧歌划等号，选择性地遗忘昔日乡村最大的“愁”——贫困，甚至把闭塞当幽静，把木讷当淳朴，把安贫当幸福。”

 

其实，“乡愁”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一个重要母题，《小雅·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豳风·东山》中的“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乡愁”在《诗经》就被文字呈现，且不乏优秀的名篇。与其沉湎于个人伤怀、一厢情愿的哀叹，倒不如在这个具有深远历史的母题中推陈出新，发掘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且是许许多多人真正关切而需要思考的“返乡见闻”。一篇优秀的“返乡体”不仅代表自己，就像俄国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所说：

 

“任何一个诗人也不能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写他自己而显得伟大，不论是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或者描写他本身的幸福。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

 

 

编辑：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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