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如果说，《一句顶一万句》的反知识分子写作是隐约的、暧昧的，那么电影《驴得水》对知识分子的“戳穿”和嘲讽已近乎露骨。

宗城 | 微思客传媒撰稿人 ，706青年空间专栏作者，凤凰文化、中青报、文汇APP外约作者

《圣经·旧约·创世记》有一个故事：

传说胆大包天的人类联合起来，希望建一座能够通往天堂的高塔，名曰巴别塔。上帝为阻止人类的计划，让人类说上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计划因而流产，人类分散各处。

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与这个上古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巴别塔的故事中，巴别塔未能建成，是由于人类内部因为语言导致的交流障碍。而《一句顶一万句》的主人公吴摩西和牛爱国，他们的出走和归来，都是为了找到一个“说得上话的人”。

刘震云在谈论这部小说时如是说：“由于所处环境、地位和各自利益的不同，由于诚信缺失，人与人之间，能够说贴心话、温暖灵魂的朋友并不多，大多数人反倒是生活在孤独中。”为了表达这一层意思，小说中不乏经由人物之口直白坦诚的“创作意图交代”，比如：

“人分这么几种：不认识，认识，熟人，朋友，知心朋友。“朋友”不在当面表白，而是背后说起朋友的时候，是否提到过你。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是你把别人当成了朋友，别人并没拿你当朋友。另一个判断朋友的标准是，在你走投无路时，你想投奔的人和你能投奔的人，到底几个。”

不过，私以为，《一句顶一万句》不但聚焦了现代人由于语言、环境、地位等因素引发的“孤独困局”，而且塑造了一种更符合当代病症的“多余人”形象。刘震云在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对吴摩西、牛爱国等形象的刻画，加入了消解知识分子权威性和话语权的行列，《一句顶一万句》告诉我们：“多余人”不仅存在于知识分子，“多余人”的诱因也未必源于知识分子身处时代、阶层夹缝中油然而生的彷徨。

我在《黄金时代的恻隐之心》曾经谈论过十九世纪的“多余人”形象：

“恰恰在这个时期，文艺作品开始聚焦于“多余人”形象。在俄国，它叫“零余者”，和边缘人定义有所区别，但本质一样。俄国的一众文豪——普希金、屠格涅夫、莱蒙托夫和契诃夫等，都是写“多余人”的好手，他们的笔锋塑造的“零余者”，大抵集中于思想迷惘的贵族青年男女，他们不愿加入革命，又意识到自身阶级存在的问题，一如奥涅金和毕巧林。他们在旧制度与进步浪潮间游移，怀疑自我、怀疑人际相处、怀疑存在的价值，最终走向肉体与精神的毁灭。”

“零余者”大抵都是典型的俄国贵族知识分子，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是典型代表。奥涅金出生于圣彼得堡，生活奢靡，却有自省意识。他阅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他受拜伦激情澎湃的诗歌鼓舞；它吸收着所谓先进知识分子的“新思想”，却囿于自己所处阶层和自身的软弱性，处于迷茫的生活状态。

无独有偶，更早的“多余人”也热爱读书，也富有知识分子气，却也有自己的“丑陋”。《红与黑》的于连虽非贵胄出生，但一心跻身上游。这位“外表相当文弱，五官不算端正，却很清秀”的年轻人，最爱读两本书：卢梭的《忏悔录》和拿破仑的《圣埃伦岛回忆录》。

百年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同样书写“多余人”。郁达夫笔下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是民国时期的典型“多余人”，但其本质上仍然是“知识分子写知识分子”，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自己及同路人的彷徨和反思。这一点鲁迅的小说也曾关照，《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虽没有郁达夫式“多余人”浓厚的颓唐苦闷气，但他们在文本中的结合与分裂、呐喊与忏悔，都透露出鲁迅对“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深刻反思。

说回小说《一句顶一万句》。

《一句顶一万句》并没有延续传统“多余人”书写的“知识分子书写自我”的习惯。小说的主要人物皆非知识分子，而是沉浮于鸡毛蒜皮的琐事的平凡人物，这符合刘震云一贯的创作倾向。主人公之一的吴摩西（本名杨百顺）是一位农民，生活中关心的不是小桥流水、风花雪月，而是柴米油盐。小说开篇的“豆腐”描写，很容易让刘震云的读者联想起《一地鸡毛》的开头，这权且是刘震云的一种暗示，至少，传统的知识分子书写，开场不是和俏佳人漫谈，便是高谈阔论、忧国忧民，万万不会关心“豆腐”如何。

“民工比知识分子更孤独”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宣传语。吴摩西的孤独境地，他与主流圈子的格格不入，不在于知识分子式的“壮志未酬”或“思想苦闷”，而是很接地气的原因——说不上话。一句顶一万句，但吴摩西始终没找到那“一句话”的人。他一直在寻找，一直在落空。他16岁离家出走，剃头、杀猪、种菜、挑水、扛活、蒸馍，尝试了种种生活可能，甚至几度易名（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罗长礼），这种改名暗含了对“寻找信仰”的期许。但吴摩西想要的，真的是信仰吗？他要的许是精神苦闷的解药，他想要摆脱“多余人”的境地。他的悲剧在于自己的出身、语言导致的与主流话语体系的难以融合。

如果说，《一句顶一万句》的反知识分子写作是隐约的、暧昧的，那么电影《驴得水》对知识分子的“戳穿”和嘲讽已近乎露骨。

电影中，受过知识分子式教育的四位主人公怀着崇高理想，试图改造偏远的乡村的教育环境的做法，仿佛上世纪以晏阳初、梁漱溟等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行动的“影像化复制”。但影片对于他们的刻画基调显然不是诚挚的赞颂，而常常流露着戏谑的腔调。特派员射出的那发擦着头皮的子弹、周铁男口中的“臭垃圾”、“臭狗屎”、张一曼对裴奎山的打击和裴奎山轻易的观念转变...无不像创作者对知识分子的当头棒喝。知识分子的清高、道德优越感、悲悯之心、智识骄傲被一次次碾压，知识分子的软弱被暴露无遗。

其实，《驴得水》的创作者们早先就声明了自己的创作态度。微思客撰稿人邹林志敏锐地发觉：“2012年舞台剧巡演时，宣传单上曾印上一行小字“一切知识分子都是纸老虎”，导演在解释这句宣传词时说：“ 面对社会，知识分子相当没有行动力，是最无力而容易妥协的。”

与《一句顶一万句》相比，《驴得水》的主人公有明显的知识分子气，或者更具体地说，他们是“知识分子的常见毛病”的集合体。他们更像是创作者为了表达自己观念的承载体，他们的符号化象征明显。但如果从塑造一个丰满的人物形象的角度考虑，电影的人物塑造未免留有缺憾。

电影《驴得水》虽然不是文学作品，但它对知识分子的刻画，仅以我国为界，最早是可以追溯到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的。上文提及的鲁迅的《伤逝》，与郁达夫的多部小说创作，都已然体现对当时知识分子行动的怀疑和反思。但不同的是，《驴得水》具有鲜明的讽刺立场，而郁达夫对自己笔下的“多余人”，往往饱含同情与理解。郁达夫写“多余人”，其目的不在于讽刺揭露，而在于呈现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

若说对知识分子的讽刺，也许《驴得水》的创作更能让人联想起钱钟书的《围城》和上世纪末王朔的油滑小说。尽管三者的创作风格颇为不同，但对知识分子的讽刺是一脉相承的，尤其是《驴得水》对油滑式书写的继承。

从这个角度而言，《驴得水》的创作并没有时代的超前性，它在本质上是一次惊艳的“老调重弹”，只是由于创作者在自身领域的深厚功力以及电影市场在创作上的“整体疲软”，使得《驴得水》脱颖而出。而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能够在文学界内获得好评，或许正得益于它对“多余人”适用范围的延伸和补充。可以说，刘震云不失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敏锐作家。

（本期编辑：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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