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殖民后期的教学语言政策-WeThinker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编者按：教学语言（medium of Instruction）指的是在教学过程中使用的语言。在中国大陆地区，中小学的教学语言为普通话。

作者：元嘉草草 | 微思客编辑，英国约克大学社会语言学博士候选人

1842年到1997年，香港成为了英国的海外殖民地长达155年。在这150多年里，香港的教学语言政策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是什么造就了英文在香港的地位？本文通过探讨殖民后期的香港教学语言政策，给读者展示一个粗略的殖民语言政策轮廓，并试图分析背后的动机和带来的影响。

首先，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香港成为殖民地的历史：

1842年，《南京条约》，香港岛永久割让给英国；

1860年，《北京条约》，九龙半岛南部永久割让给英国；

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九龙半岛北部和新界租借给英国99年；

1984年，中国和英国签署《中英联合声明》；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

一、殖民早期

香港的教育并不是从殖民一开始就有的。18世纪中期，香港的教育还是依赖于宗教团体和私人办学，多为私塾和书院。1877年，时任港督的轩尼斯认为，出于政治和经济的考虑，香港应该以使用英文作为教学语言。而时任香港教育部部长的史钊域则认为，学生掌握好自己的母语是习得另外一门语言的基础，英文作为教学语言会影响学生学习的效果。但史钊域的建议并没有被当时的殖民政府采用。殖民政府希望培养一批香港本地的华人精英来管治香港，所以教学语言应该坚持用英文。至于母语的学习可以由私人教育机构或者志愿团体来负责。

二、1960 - 1970年代

1963年，殖民政府任命R.Marsh和J.Sampson去检验香港教育的需求。他们评价到，用英文作为教学语言给学生造成了很大的负担。香港需要更多中文作为教学语言的学校，而英文应该作为第二语言来习得。殖民政府再一次地拒绝了把教学语言从英文换成中文。他们的理由是，英文作为国际金融以及商务交流通用的语言，对于香港这样一个商业中心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香港的英籍中国人对于英文教学的呼声也是很大的。但政府也承认，很多学生因为英文授课而无法跟上进度。

1967年，香港经历了六七暴动，香港人民反对当时的殖民政府对于香港管治的不作为。这场暴动的直接后果就是，殖民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包括设立听取民意的咨询委员会。而在政策制定上，政府也更大程度地听取了民意，例如当时很多中学老师和大学教授都联名反对英文作为教学语言。从60年代开始逐渐声势浩大的“中文运动”也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从国际形势来看，70年代的中国通过“乒乓外交”不断增强在国际上的影响，并在1972年加入了联合国。中国的国际实力逐渐增强，也使得当时的香港人增强了“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1971年，香港实行小学义务教育；1978年全面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义务教育的政策导致了中学招生的进一步增加。教学语言问题再一次被关注。政府公布的一份咨询文件里提到，香港应该在小学阶段使用中文作为教学语言，英文则作为一门学科，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殖民政府以同样的“家长强烈要求”以及“经济需要”为理由，否定了这个提议。但和上一次的全盘否定不一样，这一次，政府将教学语言的选择权下放给每一所学校，学校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用中文或是英文作为教学语言。1974年，学生第一次可以在香港文凭公开试选择使用中文或者英文作答。

在1974年，政府修订《法定语文条例》，规定中文成为香港的法定官方语言。尽管政府在语言政策上逐渐给与了学校更大的自由，但殖民政府深知，教学语言采用英文是为了培养当地华人精英的英文水平，以便于他们作为一个“中间人”代表殖民政府去管治香港人。只要这些改革不促动根基，都是无关痛痒的。掌握好英文依旧是进入公务系统最基本的要求，英文能力依旧是进入好大学的通关卡，香港人自然会出于就业升学的考虑，更倾向选择英文作为教学语言的学校。而后面的事实也证明，殖民政府的想法是对的。

根据谢锡金等统计得出，在1998年-2001年之间，中文作为教学语言的学校学生流失率高达10-15%，而英文作为教学语言的学校学生流失率只有不到5%。而这个统计还是基于1997年回归之后的数据。当中文已经正式成为教学语言在香港各中学开始实行之后，英文教学的“威力”依然还在。

三、1980 - 1990年代

1982年，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委任一班由教育学家组成的委员会检视香港的教育情况。检视报告指出，使用母语作为教学语言是对学生的身心发展都是最好的。但考虑到家长对于英文教学的偏好，折中的方法可以是在小学阶段实行母语教学，再在中学阶段逐步引入英文作为教学语言，逐步实现中文-英文双语教学。

在检视报告结果出来的两年之后，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直到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香港回归成为事实，殖民政府清楚在1997年之后所有殖民政策都将会失效，于是出台了一系列“光荣撤退”政策，努力促进香港的教育发展。

1990年代，回归之后要实行的“母语教学”却让民间“抗议”不断。其中一个质疑的声音来自于香港的金融业。香港的金融界抱怨，香港人的英文水平开始下降，担心教学语言改成中文之后会进一步削弱香港人的英文水平，使得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保。很多家长也担心，中学转成“母语教学”之后，小孩的英文水平会下降，也反对实行“母语教学”。但对于殖民政府来说，这些已经不是他们需要担心的事情了。这些棘手的问题，随着1997年7月1日凌晨零点的钟声一过，就一并留给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去处理了。至于香港回归后的教育语言政策如何改变，因篇幅有限就暂且搁下，笔者日后将会再另外撰文阐述。

四、评论

Pennycook认为，英国殖民政府一定程度上允许学校推行“母语教学”也是想通过借用中国传统里的孝顺、尊敬长辈和权威、强调社会阶层等文化特质来加强殖民统治。他还认为，当我们尝试去理解语言政策和政治考量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需要从认为语言政策就是强行推行一种语言或者否定一种语言的这样的误区里走出来。我们要从政府管理（governmentality）的角度来看语言政策，也要看到语言政策和文化、政治、课程设置、教育实施以及民主监督之间的复杂关系。

香港大学教育系的練素儿教授点出，香港早期到90年代初的语言政策存在三大问题。首先，出于政治以及经济上的考虑，把“英文”的地位抬高至首位，忽略了“母语教学”对于一个语言学习者的文化认同以及语言学习的重要性。其次，这种将学校当做是就业培训基地，英文教学只为了满足就业市场对英文水平的高需求，是违背了教育本身的宗旨。再者，把学生当做语言学习的机器，只强调语言的训练而忽视了学生本身的差异化，会进一步导致社会的不公平。

值得反思的是，如果教育系统只有英语作为教学语言，掌握好英文成为“高级人”的象征、成为评判一个人在学业、社会地位上的重要指标的时候，对学生（文化上）的身份认同以及人格发展又有怎样的影响？

五、结语

从上述香港殖民后期语言政策可以看出，在制定教育语言政策的时候，学生的利益并不是当权者首要考虑的因素，相反，统治阶层的意志以及对于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定位，导致了英文作为教学语言“屹立不倒”的地位。也正因为这种从上而下的政策推广，使得“说好一口流利的英文”成为了判断一个人的教育背景、阶层身份的标签。

60年代香港人逐渐强烈的自我身份认同促进了“中文运动”的进步，最终中文得以成为官方语言。50年后的今天，香港本土意识增强，不过被高举的不再是“中文”，而是“粤语”，更能代表香港人身份的本地语言。

普通话，现在作为香港小学必修的一门课，也因为香港和大陆之间的贸易往来联系越来越紧密而变得重要起来。普通话，仿佛就像是70-80年代时候的英文，因为就业市场需要、有一定的实用价值，被家长们“青睐”。

最后，笔者想以香港1990年教育署的报告里的一段话结束文章：

In catering for the needs of our economy, we believe that the interests of the majority of our students should not be sacrificed.

当一切都为经济发展而服务的时候，我们依然坚信大多数学生的利益是不应该被牺牲的。

References:

Tsui, A. B. M (2011) Medium of instruction in Hong Kong: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whose langauge? In Bolton, K. & Yang, H. (ed.) Language and Society in Hong Kong (pp. 428-452),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Pennycook, A. (2002) Language policy and docilebodies: Hong Kong and governmentality. In J.W. Tollefson (ed.) Language Policies in Education: CriticalIssues (pp. 91– 110).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Lin, Angel M. Y. and Martin, P. W. (2005) New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and EducationS. : Decolonisation, Globalisation : Language-in-Education Policy and Practice.Clevedon, GB: Multilingual Matters.

Lin, A.M.Y. (1997) Analyzing the ‘language problem’discourses in Hong Kong: How official, academic, and media discourses constructand perpetuate dominant models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education. Journal of Pragmatics 28, 427– 40.

（编辑：k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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