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木｜微思客传媒撰稿人

 

北京时间2016年10月13晚7时（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1时），美国著名民谣歌手鲍勃·迪伦（Bob Dylan）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这一消息公布之前，叙利亚著名诗人阿多尼斯获奖的假消息在网上疯传，结果一些主流媒体也误以为是真的。最终当诺贝尔官网放出鲍勃迪伦的信息和相片时，人们才在一头雾水和迷惑中渐渐确定获奖者并非诗人，而是一个民谣歌手。舆论哗然，我想这个说法并不夸张。

 

来自诺贝尔官网，迪伦获奖的理由是“having created new poetic expressions within the great American song tradition.”即使如此依旧未能回答人们心中那个最直接也是最中心和重要的问题，即一个文学奖为什么会颁给一位民谣歌手？根据迪伦已经获奖的现实，我们可以推测出诺贝尔评委会这样的一个逻辑，即迪伦的那些歌曲（或缩小范围的说，是那些歌词）同样是文学作品。这个人人都已经从已定现实中可推测出的潜在逻辑才是真正让人对其讨论和争执甚至是调侃的原因。除去对其的赞赏，以上三种是在公布迪伦获奖后社交媒体上最主要的情绪。而或许由于社交媒体自身的特点，我们能看到的调侃居多，而其构建的中心即上面我们所指出的那个潜在逻辑。

 

民谣歌手获得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文学奖，并且纵观诺贝尔文学奖自身的历史，我们也从未见过这些的先例。对于今年这一获奖者的讨论可能产生的争议程度，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拿去年获奖的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来做一个粗略的比较。当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后，有一个讨论就是对其作品是否属于文学。许多人认为阿氏作品大都是采访，即使归入报告文学一类也勉为其难。从阿列克谢耶维奇所遭遇的这一窘境来看今年获奖的鲍勃迪伦，可能会引起的争议有多大，也可想而知。

 

但鲍勃·迪伦的获奖其实并不是没由来的，他从上世纪末开始就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之一，并且曾在2008年引起关于他可能获奖的集中猜测。但即使如此，人们对他获奖的可能性依旧按捺在心底，而原因则显而易见，他是一位民谣歌手，他的作品是那些歌曲（虽然迪伦也曾出版过小说和一些诗歌，但他最大的成就依旧是在民谣上），并非当我们提起文学时会立刻就想到的那些东西，甚至在很多人心中，根本不可能把歌曲（或其中的歌词）当做文学作品来看待。虽然诗和歌的传统无论在东西方都曾同根同生，在随着历史的发展，这样的传统早已失落。诗和歌彼此分开独立。中国传统的诗可吟可唱也渐渐变得只能读，这样的失落在西方亦是如此。所以直到如今我们还会时常用那一古老的称谓——游吟诗人——赋予某人。迪伦不是也曾获得过这样的称谓吗？

 

如果我们追溯诗和歌的这一古老传统，那么迪伦如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就无可争议了，但他获奖的社会背景则是在今天这个歌已经被人们有意无意——几乎是一种没有明文规定的潜规则一般——排除出文学范畴。文学在其经历的漫长发展中，像其他学科一样，形成了自己的范围和边界。至于这一过程从何时开始到何时被确定，那也是研究这一方面文学史家的课题。但我们可以粗略地猜测下，即文学边界的形成大约是在学科专业化开始的时候。曾经如庄子寓言中所说的混沌般的知识随着社会现实和其他因素的发展而被渐渐分离和固定，形成专业化。而学科专业化的结果便是形成属于自己的专业范围和清晰边界，文学同样如此。

 

即使在如今，当我们大多数人提到文学时，心中所想到的依旧是颇为传统的几样形式，像小说、诗歌和戏剧这些经典范畴；如果可能，一些在其下的子范畴也被人们熟知，但时常也不会分得那么清，像虚构和非虚构。这一传统的经典文学边界其实画的很窄，并且有其强烈的排他性。对于这一现象，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一些文学圈中的人义愤填膺地指责那些企图破坏或是夸大这一传统文学边界的人。文学形成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小圈子，似乎也被一群手握权力的人掌握着，僵硬而难有变化。而这一观念并不仅仅只存在于文学圈大佬的身上，它同时出现在众多年轻一代的文学创作者身上。这背后的权力和意识形态运作值得探究，但因并非本文要谈论的主题，所以就点到为止。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例子来揭露在传统经典文学边界划定下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我在这里举的例子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文以载道”观点的讨论。这一观点在中国诞生颇早，而最终形成主流认知则是在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古文运动”中。在这一场文学运动中，他们明确地提出文学创作应该以符合儒家的教化为目的。这一观点在后世源远流长，并且始终占据主流而排斥任何对其的不恭和挑衅。也正是这一思想，使得在明清诞生的小说始终难登大雅之堂，因为它们并没有“载道”，并且这里的“道”始终是儒家的大道。对于这一思想发挥最精彩的是北宋时的横渠先生，他的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完全是对文学的要求，因为这便是儒家的大道。

“文以载道”的思想在中国历史悠久，并且直到今天依旧有着极为广阔的市场。一方面是因为它的传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确实符合那些坚定文学神圣性和胸有大志作家的渴望。用文学造福百姓，继承绝学，改变世界，这或许是所有作家都会渴望的事情。这是值得赞扬的思想，但任何东西发展到极端都会形成霸权，而由此“唯我独尊”难以融入任何其他观念和思想对其的质疑甚至攻击，最终便造成一种极权的宰制性。这一点，在当下中国文学圈依旧可见。并且在普通人的心目中也是如此。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牢牢地控制着这样的话语权，再次固定传统的文学边界和文学表达，从而对创新和突破造成毁灭性打击。

 

但只要有压制，就会有反抗。尤其是在这一“后—”时代，就像马克思在19世纪曾寓言的那样，“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曾经由精英创造的社会和文化最终被崛起的群众瓜分。如果我们简单地回顾现代艺术史便会发现，从19世纪末诞生的印象主义开始，其后的艺术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我们所面对的是传统艺术边界的一次次被破坏和扩展，而最终，当杜尚的现成品出现在展览中的时候，艺术的边界已经彻底消失。当代艺术是没有边界的艺术，但与之相比的当代文学却依旧边界重重。

 

这是我们当下所面对的文学大背景，而鲍勃·迪伦的获奖便是在这样的境况中出现的冒犯。因此他所引起的讨论、争议甚至是批评也就不足为怪了。我们当下所使用的文学界依旧小的可怜，并且像脾性固执的老头般不接受任何企图对其传统的破坏。而可悲的是，这样的心思不仅仅存在于那些“老而不死”的掌权者手中，还存在于当下一批批年轻的写作者身上。如果一切依旧不变，那么总会有一天他们会变成那些“贼”。

 

因此，在我看来，此次的鲍勃·迪伦——一位民谣歌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整个自我封闭的文学界而言是件好事，一声警钟。我们时常批评瑞典评判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是一些思想陈旧的老人，但此次他们的决定却表明他们远非如此，他们比我们更加开明和懂得文学自身所存在的更广阔和更宽容的品质。

 

文学有创作水平好坏之分，但我们不能对文学类型进行这样的价值等级划分。所谓的“纯文学”，所谓的“消费文学”等等，一系列标签使用的目的就是反复巩固等级，从而维护已获得的权力和主流观念，剪除任何可能出现的“变态”和异常。作为一名年轻写作者，我曾多次被告诫要写一些“有意义”的故事。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有意义”早已经被界定，它并不来源于你，而来源于传统塑造的权力所规定的条条框框。拿创作题材来说，一些文学批评家指责年轻写作者笔下的故事都关于自我，在个人的生活里盘旋，完全没有对家国大事的讨论，没有对理想、正义、爱和美等等这些高大上情感的表达……拿中国“80后”一代写作者来看，他们几乎从进入文坛之初就被反复地指责和批评所写故事的私人化，对于历史、社会和世界大环境的忽视和疏离。而当这些年轻作家最终写出一本如他们所愿的作品时，我们看到其中的评论大都会和“成熟”这一类词语联系在一起。最近的例子便是“80后”作家张悦然的新作品《茧》，因不同于她过去作品中对个人叙述的关注并转向父辈祖辈一代而引起讨论和赞扬。

 

在这里，我们可以借用爱尔兰一批作家的作品来与中国这样根深蒂固的“大叙事”、“历史叙事”和“文以载道”的观点作比较。在我个人十分喜欢的一批爱尔兰作家，如艾德娜.奥布莱恩，科尔姆.托宾，威廉.特雷弗，以及年轻的克莱尔.吉根的作品中，故事时常都十分简单，并没有什么巨大的时代背景或终极真理，有的只是那些小镇上普通人日常生活里的喜怒哀乐，隐秘的遗憾和失落。他们的故事在我看来都十分“私人”，但却都精致而深刻，完全不会因为你所讲述的故事是两个朋友的一个无聊下午就没有任何意义。在这个“后—”时代，我们没有理由再顽固地要求文学还坚守着自己陈旧的传统边界，而杜绝新事物的融入和由此可能产生的任何新的文学形式和表达。

 

鲍勃·迪伦的获奖我们甚至可以说是一次对古老传统的回归。我们可以再次看一下这句颁奖词，“having created new poetic expressions within the great American song tradition.”其中提及的“song tradition”便是西方古老的游吟。那些流浪于世界的诗人歌唱自己的诗句，向人们讲述英雄的历险，国家的战争和美好的爱情；而在迪伦的歌中，他向人们讲述着正义和对于不公的抗议，向人们展现着战争的恐怖和国家的陈腐；主流观念在其歌中被挑战，而边缘和曾经被驱逐的局外人再次归来；权威始终被嘲讽，而小人物的不安、焦虑、悲哀、渴望和梦想则始终被反复提及。迪伦的偶像伍迪·格斯里在他的木吉上写着这样一句话：这家伙能杀死法西斯（This machine kills fascists）。音乐有着我们难以想象的表达力量，而迪伦的民谣则是一种古老艺术在现代的复兴。

 

在公布新一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一天，另一位诺奖获得者去世，他是1997年获奖的意大利剧作家达里奥.福。诺奖委员会给他的颁奖词是：“擅长以中世纪弄臣的方法来痛斥当权者，进而维护受压迫者的尊严”，他的作品“同时具有逗人发笑，引人入胜并为读者提供多种视角的力量”。而他在1970年所写的著名剧作《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更是“使官僚们的谎言昭然若揭”。达里奥.福的一生都在揭露权威的残暴和腐败，维护那些微小生命作为人的最基本尊严。

 

这两件事发生在这一天是巧合，但却又是如此的非巧合。一切偶然或许都蕴藏着我们难以解释的注定。鲍勃迪伦和达里奥.福，他们都在用自己手中的“工具”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向世人揭露不公、权力的压迫和普通人的渴望与对于美好未来的向往。他们的“工具”不同，前者继承的是古老的游吟演变的民谣，而后者则从历史中借鉴方法融入自己的戏剧，难道它们不能被称作“文学”吗？

 

诺贝尔在其遗嘱中强调，他这笔基金所奖励的是“For the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在这一点上，迪伦的歌远远达到了这个标准；而至于他那些优美、“像圣经箴言一般令人震撼”（艾伦金斯堡语）的歌词是否达到了文学的标准，我想还是请你去听听和看看吧！

 

写于2016.10.13晚

 

（本期编辑：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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