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珠 | 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硕士，现为杂志编辑。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爱好者。

宋元之隐逸文化

宋代，经历了五代十国的动乱，采取了集中兵权，提高文臣地位的巩固政策。禁军的统帅由文臣担任，即使这样，统帅也要轮值。所谓“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军权收回到帝王手中，可是却极大地削弱了战斗力，最后连半壁江山也守不住。唐人好武，亡于内乱；宋人好文，亡于外敌。专制帝国之左右为难可见一斑。文人的地位在宋朝由于统治的策略而大大提高，理学兴起，儒家受佛家影响日趋心性化、内心化、心理化，于是形成一种重内轻外，重道德轻事功，重精神轻功利的社会思潮。这种思潮虽被金元冲击，却没有被打断。

宋代不仕王侯的隐士们大都把精力转向经史研读和道德修养上，复兴了汉代的学术隐风潮。不过宋儒和汉儒不同，不光重视注疏，而是更重视心性体验和姓名治理的思考。

隐逸文化也开始性理化、道德化、学术化。其表现为三点，“既知吏可隐，何必遗冠冕”（司马光）的论调成为普遍认知，所以名士为官时心态也比较超然；二是，出现了以苏东坡为代表的酒隐，其实指的是隐士们是对各种细节方面的生活情趣的培养，酒只是个代表；三是宋朝的隐士相对于前后的朝代来说都是和统治者合作意识最强的一代，庙堂山林非常和谐。

宋代隐风盛行，原因有二：一是统治者采用笼络文人的政策，不但官吏名目众多，而且对隐士也多加恩待，甚至加封号、制冠服、抚家属。官吏如果退隐，不论缘故官升一级，然后恩许致仕退居。二是宋代对外退让软弱，文人们也存在适可而止、全名而终的求稳心理。不论仕还是隐，宋朝士大夫的精神都有一种内向、保守的趋势。

这绝非文化的进步，而对人的独立自由意识的作茧自缚，是隐逸文化真精神的内缩、衰退。隐逸文化的衰退也和理学兴起有关。佛教衰落、老庄文化被分解，儒家思想理学化，和社会原因共同造成了隐逸精神的倒退。元代隐逸文化基本承袭宋代。只有元初一些以不出仕来反抗异族铁蹄蹂躏的隐士的民族气节值得称赞。

宋元之游侠文化

伴随着宋人尚武精神的倒退，武人地位的直线下降，整个宋朝尚柔积弱，游侠精神荡失。但是，说游侠和游侠精神完全消失，也是不公正的。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游侠精神闪耀着自己的光辉。例如，北宋李彦仙，“有大志，所交皆豪士。”靖康之后，率士应征，从金人手里夺回陕州，金人为了活捉他，拼命攻城，为了不让百姓惨遭土路，他凛然自尽。还有，北宋王克明，精通医术，士兵中发生瘟疫，他一次救活几万人，却在别人为他请功时力辞不受。宋代游侠虽然很少见，游侠之风也不盛行，但是这少数游侠却较之前代有了更多为国为民的责任感，令人肃然起敬。

但是和宋朝的隐士一样，宋代游侠也和帝国统治者有着较前代来说更密切的关系。先秦两汉游侠能够公然反对统治者，唐代游侠尚能自娱自乐，宋代的游侠却自动保卫国家，虽然这绝对是侠行义举，但是也算是一种与统治者的合作。

有宋一代，既没有很典型的隐士，也没有很特别的游侠。有的只是“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的臣子，和主动“捐躯赴国难”的勇士。隐逸游侠文化在宋朝一代逐渐倒向忠君爱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从此，中国的文化中少了些灵动和张扬，日复一日的逐渐僵化，死气沉沉。

明清（清末民初）之隐逸文化

明清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的王朝，明代的创新是“厂卫制度”，东西厂锦衣卫有权随意捉拿“妖言惑众”者，是典型的钳制言论自由的特务机关。清代的特色是“文字狱”，乾隆一朝文字狱历时四十年，案件130多起，被杀害者不仅是士大夫们，甚至牵涉到平民。还有，明清的科举制度对文人的控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社会普遍认为对文人来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所以本可以从事其他职业的文人称了多余的落榜生，客观上造成了大量的人才浪费。

晚明的伴着发达的工商业而起的自由思想风潮，在皇帝怠工、官员党争、宦官专权的夹缝中得以生存。晚明的发达的工商业为什么没有催生更强大的资本主义，除了后来的清军带来的战乱，更主要的是当时的工商业繁荣是虚伪的繁荣，各种商品几乎都不是为大量平民所用，而是只供少数富人的穷奢极欲，没有对广大社会提供更积极的影响。清代末年，靠着改朝换代和少数民族“输血”而延续几千年的帝国，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此时的隐逸文化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大众文化兴起而世俗化。不能出仕的文人大都隐于闹市。这样的隐士明代以“四大才子”（唐寅、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为代表。清代以扬州八怪（罗聘、李方膺、李鳝、金农、黄慎、郑燮、高翔和汪士慎）为代表。明清的文化世俗化倒促进了文人谋生路子的扩宽。这时产生了精神独立必须建立在物质独立的基础上的论调。

自明中叶始，“君子谋道不谋食”成为了过时的言论。这样的社会环境产生的思想肯定私心和利益，同时又能兼顾个性，成为隐逸文化的新面貌。许多不第文人为俗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明清特别是李贽的隐逸思想和庄子都强调精神的独立，但在物质的欲望上庄子主张超越，李贽主张满足，一精神一物质，一自然一社会，一雅一俗，一头一尾，相映成趣。

明末清初，遗民或称逸民，是隐逸文化的主流。他们继承上古伯夷叔齐，坚持民族气节。连《清史稿》中也对明朝逸民这种精神进行了赞扬：“天命既定，遗臣逸士犹不惜九死一生以图再造，及事不成，虽浮海入山，而回天之志终不少衰。迄於国亡已数十年，呼号奔走，逐坠日以终其身，至老死不变，何其壮欤！”（《清史稿•遗逸传》）

明清（清末民初）之游侠文化

基于在明清高度集权的社会中，游侠甚至成为了统治阶级不可容忍的力量。在眼里的打压之下，游侠几乎完全销声匿迹，只剩末流一些无所事事的流氓无赖。但在清末，游侠文化有了一次回光返照的机会。

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对世界紧锁的大门，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维新人士和革命人士纷纷用侠义精神互相感召，以激发时人的勇气，砥砺他们的斗志。谭嗣同所著《仁学》中写道，“儒者轻诋游侠，比之匪类，乌知困于君权之世，非此无以自振拔”。晚清时节的游侠余韵，回归了游侠最本真最高贵的精神境界，“反抗专制君权”。

当时社会上会党林立，内多有豪爽讲义气的人士。革命党人很重视联合这些沦落江湖的豪侠义士，如三合会、哥老会等等，游侠精神再度振起，逐渐升华为一种更崇高更远大的精神。甚至最早的革命党组织，本身就具有侠义精神。光复会成员秋瑾自号“鉴湖女侠”，有“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之句，后来起义不成，视死如归，确实当得女侠称号。

隐逸文化总结

总的来说，隐逸文化的精华在于让士大夫拥有不合作的权力，在“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情况下，隐士选择不做帝王之臣。在儒家思想被统治者扭曲利用时，儒家最初“隐居放言”的人格和胆识，有幸在隐逸文化中得以保存一部分。

隐逸文化的道家传统在经常不把人当人、而要当奴对待的的封建意识形态的笼罩中，重视个人价值，重视身心自由，创造了一片宁静的世外桃源。

同时，隐逸文化客观上对科学文化艺术的贡献绝对不可小视，比如它对山水诗、田园诗、山水画的影响。还有，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和宋应星《天工开物》等等是不可多得的科学成果，这些成就如果只靠匠人的实践大概需要漫长的摸索过程，而且更不能指望“禄蠹”们能有什么贡献，所以隐士的参与作用之大，是不难想见的。

但是，隐逸文化糟粕的一面，如归隐山林体现的冷漠与懦弱给中国文化带来了负面的影响。纵观历史，每一次乱世动荡和高压统治都会造就一大批隐士，让人不禁觉得隐士是吓出来的一群人。另外，朝隐带来的尸位素餐和两面三刀也成为直到现在都无法从公务员队伍中清除的恶习。这是隐士，乃至中国人性格中的大缺陷。

各代封建统治者对待隐逸的态度各有不同，但是其中有一条宗旨是不约而同的，即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统治。帝王（或权臣）经过和这两种异端千年来的博弈，手段已经相当老辣了。帝王会尊隐，其目的是让士人不要唱反调，其中尊伯夷的目的更明显，即号召人们忠君。对于固执者，帝王照例会露出真面目来杀隐士，惩戒那些敢于不合作的人。（如朱元璋杀夏伯启）。还有，帝王有时也会故作姿态“坚回隐士之车”来征隐，强迫士大夫来合作（如唐玄宗征卢鸿一）。晋代居然出现帝王强迫士人当隐士的情况。

游侠文化总结

说到游侠文化，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一个政治清明的时代，并不需要游侠。所谓“人心平，雷不鸣，吏得职，侠不出”。按照社会的发展，本来伸张正义、清除社会弊端的任务是政府的责任，但是帝国专制集权的政府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反而会增加社会的弊端。被压迫的人们忍无可忍，只好寄希望于能泄一时之愤的游侠。游侠虽然犯法乱进，但是却能够反对各种不公正，建立属于自己的价值观，这就是“游侠之徒一任得民”的原因。封建集权的一元化体制被没有外来监督，它带来的不公平除了游侠之外，根本没有任何制约。此外，游侠也有注重个人价值，不以朝廷为重，而已朋友信义为重的一面，同时，游侠任气使力，随性而行的风格也是对处处需要服从、克制的正统道德意识的反抗，也是人们在重压之下追求自由的一种方式。

但是，游侠文化带来了任张声势、作威作福、自诩正义化身而扰乱人们正常生活的一面、它所不能避免的群体黑社会性质和个人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缺点也是我们不能无视的。

帝王对待游侠的态度更为严酷，原因自然是游侠对统治的威胁更直接。第一种办法是让游侠解剑归田，秦汉以来的统治者都会有对当地豪侠的前戏令，把游侠组织迁移到他们的地盘之外，再强迫他们务农。汉代豪侠郭解集团就被这样迁徙过，强迫中国人离开故土是很残酷的，但是当时大将军卫青的说情都没有使郭解幸免，可见皇帝对消解游侠的决心。第二个办法是让游侠从军，这个办法对游侠来说比较容易接受，甚至有的游侠因为好武会自愿从军，这样对统治者来说简直是无本生意，不用进行对军队的培养就得到了有本领的武士来维护自己的疆域。如果游侠不合作，第三个办法就是直接镇压了。其实这是统治者最常用的办法，也是游侠逐渐消歇的主要原因之一。

隐逸文化和游侠文化看起来极其不同，实质上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隐士和游侠都追求自我、追求自由，追求公正，一个是非暴力不合作，一个是暴力不合作，颇有点“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意思。同时，例如鲁仲连、嵇康等人，论隐逸的人把他们归为隐，说游侠的人把他们归作侠，也体现了隐逸游侠的互通。如果说以“能仕而不仕”来看，好多游侠可以说是“武隐士”了。

在隐士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歌咏游侠的诗句。比较有名的陶渊明的《咏荆轲》，“其人虽已末，千载有余情”，体现了隐士的壮怀和对游侠的惺惺相惜。

我们也不禁想起庄子对墨子的评价，虽然庄子崇尚无为顺应，但对“摩顶放踵为天下利”的墨子还是忍不住说一句“真天下之好”也。让人不禁遥想隐逸和游侠的源头，是否本来就包含着互相欣赏的意蕴。

但是，他们和帝国统治意识形态的博弈最终都没有成功，而是以自身的消解结束，这不得不让我们深思。建立更加合理的新制度，创造更加美好的新文化，并不是只靠反抗旧制度、旧文化。学习和借鉴更新更先进的制度的文化，是近代革命的要义所在。

中西对比

比起中国的权力社会，西方文明的源头希腊社会是一个财力社会。以通商为主要谋生手段的民族，天然地易于找到民主制度，因为通商需要契约，而“契约面前人人平等”更利于走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而且，欧洲的大环境一直是个民族国家林立，但又有比较统一的宗教精神和文化源头的状态。不是说西方的财力社会就没有缺点，也不是说分裂就更有利于民族的发展。但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确实更容易流动，独立性也更高，类似于春秋战国时的士人。

那么，如果此处发展不好但可以在另一个地方更好的发展，隐逸就没有更大的意义。同时，如果社会的不合理能够用更民主的方式协商解决，那么游侠也没有出现的必要。所以，西方的隐士大都和宗教有关，而且苦修士占很大部分。和中国隐逸文化的现实性气质相差很大。

西方可以和游侠文化对比的骑士精神也和宗教直接相关。骑士们宣誓效忠领主和教堂，绝少中国游侠的反抗精神。而且，骑士只在西方历史上存在了一个时期，游侠却几乎贯穿了中国整个历史。

启示

以色列学者康菲诺提出，知识分子是：①对于公共利益的一切问题——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的问题——都抱有深切的关怀；②这个阶层常自觉有一种罪恶感，因此认为国家之事以及上述各种问题的解决，都是他们的个人责任；③倾向于把一切政治、社会问题看作道德问题；④无论在思想上或生活上，这个阶层的人都觉得他们有义务对一切问题找出最后的逻辑的解答；⑤他们深信社会现状不合理，应当加以改变。这和隐逸游侠导游异曲同工之妙。

隐逸文化可以提醒今人，何为文人的责任。处士横议的传统应该继承发扬，并且为争取更多的带有民主性质的话语权作出努力。隐逸文化对独立人格的坚持和对各种文学、艺术的贡献可以启示现代的人们如何尊重个性，尊重差异；并且可以为更好的理解中国文化艺术的内涵提供帮助。

游侠文化中追求公正的一面可以使人时时刻刻对现实中不公正的现象进行反思。虽然今人不可能也不应该用游侠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是“古道热肠”的精神不可丢失。游侠文化对身心自由的推崇，在当今中国的大环境下，也具有非凡的意义。

我们还要进一步反思，何为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不是皇帝式的唯我独尊，不是任侠式的随心所欲，也不是隐士式的逃避责任。当然，反抗专制也并不靠所谓的“造反意识”，千百年的农民起义所具有的局限性，恰恰是这个“造反意识”。暴民的“造反”产生于奴隶的“依附意识”。当忍无可忍的时候，就会产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帝轮流做”的想法。调转双方的位置，把自己从不公平的受损者变为不公平的受益者并不能使情况变得更好，只会陷入毫无生机的死循环中。

自由应该是一种心理能力，一种能按照自己的真实愿望选择，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的能力。自由意志并非为所欲为，越是自由的人越应该最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这种自由的伴随条件是平等。专制之下只会有“依顺”“逃避”和“造反”。这就是帝国主流意识形态、隐逸、游侠的弊端。追求自由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士不可不弘毅”，今人当以此自勉。

参考书目：

《中国之侠》 刘若愚著 周清霖、唐发饶译 上海三联书店 1991

《死亡•情爱•隐逸•思乡——中国文学四大主题》陶东风、徐莉萍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3

《中国游侠史》 汪涌豪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94

《归去来兮——隐逸的文化透视》 张立伟 三联书店 1995

《意识与解脱》 冷成金 作家出版社 1997

《山情逸魂──中国隐士心态史》 许建平 东方出版社1999

《帝国的终结》 易中天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蒋星煜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欧洲社会的整合与欧洲文明》于文杰、成伯清 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0

（本期编辑：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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