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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重木,微思客撰稿人

        1838年12月,林则徐奉命奔赴广州查禁鸦片,并于1839年6月3日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初中历史课本上的这段记录,我到如今依旧倒背如流)。如果我的记忆还正确的话,我们的初高中历史书上告诉我们,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其后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最终在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与英政府签订的《南京条约》中得到一次总结,也是一个不幸的开端。历史书随后告诉我们,随着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签署,其他西方列强趁机为自己谋利,中国在《虎门条约》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后来我们挂在嘴边如此熟悉的“百年屈辱史”也由此开始。但我怀疑我们从一开始是否会想到,这个幽灵并未随着之后的民国和49年的中华人共和国的诞生而消失,而是始终飘荡在空气中,落进前一代和后一代,每个人的身体里。
        这段“丧权辱国”“落后挨打”的百年历史就好似一个巨大伤口般,出现在几千年的古老中国身体上,而后来者的我们最终发现,要愈合或修复这个伤口远远没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即使当我们如今国力强盛,在主流媒体开始宣传“大国崛起”之时。如果以个人在面对一件对其具有重大影响的羞辱创伤的经验来看,伤口的愈合或许会比一个国家的伤口更容易恢复,但我们却也可以通过拟人化的对比,来看一看这个叫“中国”的由十几亿人组成的“巨人”在面对屈辱记忆时的反应和其后的一系列行为。
        随着清政府回天乏力,革命势力崛起并最终成立民国,虽然寿命短暂且颇为波折,但最终有了一个国家的模样,而随着二战开始,日本侵略,这段原本可以提前结束的屈辱随之被延长,并再一次的有了更为深刻和可怕的体验,因为比邻日本随时都有可能吞并中国,而从此家破人亡,沦为他人的臣民。日本的侵略几乎是在必然和巧合中接下了从晚晴开始中国遭到其他国家羞辱侵略的棒子,并变得更加危险与更具破坏力。这是百年屈辱史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段,也是让许多国人直到如今都难已释怀的事情。在中国,十人中至少有一半以上对日本持不友好态度。而直到今日,当我们提起日本或日本人的时候,许多国人依旧称他们为“鬼子”,那段过了几十年的历史依旧在影响着当下,把握着众人的神经。所以当我们时不时听到的“抵制日货”“中日必有一战”这些情绪化表达的时候,它们所反映出的远远不只是当下或当下的某件事,这些情绪源远流长,看似燃尽的蜡烛却依旧一点就着,有时候甚至会是一个危险的炸药包。
        当我们被某个比我们要强大的他者欺负时,如果以邪恶之心猜想,那首先便是报复,但如何能对其报复?简单的途径就是让自己变得比他强,最基本的是能保护自己,保护自己不受伤害,保护自己的领地和思想,保护自己的传统与文化。那如何能让自己变强?于是我们就看到从晚清开始直到现在,有识之士开始寻找各种各样的方法来使中国变强,以此摆脱落后挨打受辱的局面。所以就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就有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有了“全盘西化”的观点,有了回头从古代历史中找解决问题方法的观点……在这些纷杂喧哗中,“西风压倒东风”曾是主流,从西方国家寻找救国的药方是近代史中的主流,并且中国也在这样的学习西方中渐渐摆脱帝制,走向西方政治形式。以西方为模板,一切重新开始。胡适之先生因此提出“整理国故”,学习欧美民主政治,宋教仁先生提出政党政治,陈独秀与李大钊借鉴苏俄革命,引进马克思主义,蒋介石需要民主党派做自己花瓶,以免被称作独裁者……中国的近代史,其实是很大程度的“西化史”,即出现了西方这个他者,既对自己造成压力,同时也成了改造自己的参照物和可供学习的对象;它既是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的侵略者,殖民者。以这一二重复杂身份出现的西方,从一开始就在中国民众心中留下同样复杂的情感,而这一态度直到如今我们依旧依稀可见,有时候甚至十分强烈。
        西化的同时是对传统几千年文化的重新审视,而这一最终判决的结果同样影响深远。站在传统文化一边的人们并未成为主流,曾经由吴宓先生举办的《论衡》始终站在传统文化一边,反对《新青年》群体的大肆西化,其中钱玄同先生提出“全盘西化”。我们的历史书站在陈独秀,胡适之,鲁迅和钱玄同的《新青年》这一边,他们成了历史的主流,成了其后“五四运动”的精神来源,而“五四运动”——用我们的历史书中的话来说就是——无产阶级由此登上历史的舞台,所以也才会有之后我们所看到的历史。而自称诞生于“五四运动”精神的共产党本身便是建立在西方思想理论上的一个政党,他们所模仿的对象则是苏俄。苏俄共产党对中共早期的影响巨大,而之后的影响也从未断绝。它是“西化”的产物,自称继承了“五四精神”,并十分赞成《新青年》的观点,因此我们就可想而知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理清这条线,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它一以贯之,重要的不是是否还是当初的那些人,重要的是这一精神的延续。从这个角度,我们便可以对中国共产党增加一层认识,而这也就能解释之后发生的许多事情。
        当陈独秀李大钊建立共产党的一开始,他们的学习对象便是苏俄,而与此同时存在的是以胡适之先生为代表的则依旧学于欧美,蒋介石的民国同样是欧美政治系统的产物,即使他学得十分蹩脚。学习西方“先进的”知识文化,政治形式已是主流,共产党同样在其中,所以当它在49年之后对国民党取而代之时,这股暗线依旧流淌延续。只不过,如今苏俄成了唯一的学习对象。曾有学者分析陈寅恪先生写的一篇关于唐高祖在创业之初效忠外族的论文时指出,先生此文的目的便是希望提醒当时对苏俄“一边倒”的政府,不可舍本求末,这里的“本”便是立足中国传统文化。
        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西化”的一副作用便是对本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抛弃和摧毁,这一过程从未停止,直到十年“文革”达到巅峰。在“文革”中,传统文化成了“四旧”,成了需要被打倒和彻底摧毁的糟糠。曾有一故事流传,不知真假,姑且录于此,讲的是一代大儒熊十力先生晚年在“文革”中,失魂落魄地走在路上,嘴里念叨着“中国文化亡了”。顾亭林在其《日知录》中有一段著名的议论:“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余英时先生在其《追溯中国的诗史观》一文中指出:“‘亡国’指王朝更替,用现代化说,即政权转移……‘亡天下’是指维系著文明生活方式的价值系统的大崩溃。”所谓“维系著文明生活方式的价值系统”可以笼统的概括为该国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文革”从百年“西化史”这一角度来看,便是一个在糟糕政治氛围下产生的一个糟糕的总结,即对其的彻底破坏。希望通过对其一扫而光,而使之成为一张白纸,重新开始,在其上建造天堂。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学热”兴起,以短视角来看,是对“文革”中对传统文化破坏的反弹,而如果我们延长视角来看,也可以说是其在一定程度对这一百年来对传统文化压制的一次集中反弹。其后,东西方文化的摩擦,矛盾甚至是激烈冲突便连绵不绝。季羡林先生推测下个世纪会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周有光先生则不赞成把文化划分为东西,主张彼此学习与融合,这一观点背后同样有着漫长的历史源流。对于西方文化的复杂感情随着我们的“百年屈辱史”的幽灵一起,坚强地存活到如今。
        我在读研究生期间遇见的几位教授依旧都是坚定的“西化”者,他们远远地继承《新青年》和“五四”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形成的政治文化——存在着巨大问题,是糟粕,不值得提倡。我自己本身于早期也是这一观点,但随着对于一些前辈先生的作品和一些传统经典书籍的阅读,我意识到情况远远不是这么简单。从我认识的这几位教授来看,“西化”思想依旧生命力顽强,而与此同时存在的是同样十分强烈的对于传统文化的维护群体,例如大陆的“新儒家”诸先生。另一个存在的群体则是极端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民粹主义,他们的心理最值得研究,因为在他们的身上和在他们的言语表述中,我们会发现“百年屈辱史”的幽灵阴影最为浓重。
        这一心理我们可以尝试着分析,它是我们上文在分析面对屈辱过去时产生反应这一过程的扭曲版本,即他们在面对屈辱伤口时,不是去正面面对,而是以此为借口把自己封闭,保护主义兴起,而伴随着被伤害的是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因此轻而易举的国家和民族主义情绪便会油然而生,而又因为难以正确的处理那些导致这些情绪的因素,而使得这一国家民族情绪变得不稳定而十分容易走向极端。在这些情绪变化里,我们可以用一句流行语笼统地概括,就是会给人一种“羡慕嫉妒恨”的感觉。他者的出现并未使得他希望变得更强,而是带着一种扭曲的心理摸索着闭关自守,在民族民粹的想象里获得安慰和变得越来越危险。这一情绪在胡适之先生于1928年的《请大家来照照镜子》一文中已被指出,“现在中国全部弥散着一股夸大狂的空气:义和团都成了应该崇拜的英雄志士,而西洋文明只需‘帝国主义’四个字便可轻轻抹煞!政府下令提倡旧礼教,而新少年高呼‘打倒文化侵略!’我们全不肯认错。不肯认错,便事事责人,而不肯责己。”
        在很大程度上,“百年屈辱史”使我们变得十分脆弱,而另一方面它也让不同的人因为对其的不同理解而获得相似的勇气。一方面,屈辱始终让我们背着这个沉重的包袱,难以抬头,对西方的一切不分青红皂白地说好,对自身的传统文化失去自信,一些是由于前面的原因而导致了不愿去了解传统文化,一些则是在未对其了解之前就直接武断的否定;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强大和崛起,“百年屈辱史”似乎成了一个需要被洗刷的东西,于是人们横冲直撞,大呼小叫,粗鲁闹事,没有半点礼貌和修养。就如上文我们所说的那样,西方是一个侵略者和老师融于一体的角色,当我们面对他的时候,情感同样是复杂的。
        近代的中国是一个不断“西化”的历史,在其的不同阶段,因不同的执政者而曾出现过不同的主要学习对象或知识,但这一线索始终未变,而随着它未变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而到如今,这一态度早已潜移默化,人们先入为主,结果这样的恶性循环一时难以打破,而由它造成的负面影响则越来越深。面对西方,这似乎不仅仅是我们过去百年的历史,也是我们当下和将来的历史。记住过去是必要的,但不要被它淹没,也不要被它掌握和由它控制。“百年屈辱史”这个幽灵自身就有着诱人的魅力,十分迷人,但我们都要小心。
 
(编辑:陈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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