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城 | 微思客传媒撰稿人，706青年空间专栏作者，凤凰文化、文汇app外约作者

《小别离》是近来引发热议的一部都市情感剧，公众对它的议论多围绕中产阶级、教育观念展开，比较典型的如：

彭晓芸：《小别离是中产的温柔乡：现实远比电视剧残酷》；

张畅：《看懂了《小别离》，就看懂了中国中产阶级的焦虑》。

中产阶级是一个浮于热潮但边界模糊的概念，仅以收入而言，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6万元-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三人计算)的标准。”但中等收入群体未必是中产阶级，结合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李苏淮的《虚拟资本与虚拟经济概论》等资料，它的基本标准又有：

1、通过提供知识来获取收入，或者通过经营小规模生产资料来获利；

2、拥有稳定资产，供得起房、车、存款；

3、在满足基本生活用品消费需求的同时，追求一定的精神享受；

4、注重个人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

5、学历在大专以上；

6、价值观念符合当前政府利益。

中产阶级的标准不惟物质条件，它还对所在群体的文化、精神、观念等难以物化的元素抱有潜在要求。而时下对中产阶级的讨论常出现的观点是——中国式中产阶级在物质上已经达到标准，却自觉精神层面存在巨大落差，因而被焦虑困扰，甚至不愿意承认自己属于中产阶级。

《小别离》能够引发热议，一大原因就在于，剧中的主要人物，如方圆、童文洁等，是典型的中国式中产阶级形象。方圆是一位顾家的眼科医生，由于更认同国外的教育理念，他力图送朵朵出国；而女强人童文洁虽然对女儿成长分外重视，却顾全到家庭完整的原因，反对女儿出国。在剧中，这个中产阶级家庭的焦虑，主要围绕对下一代的教育问题展开。就像《小别离》原作者鲁引弓所说：“当妈妈的只要想到小孩有个好前景，哪怕只有一条门缝宽的机会，都会不顾一切往里挤，哪顾得想后面的事。”

这种心态，让我想起了欧美文学作品的一个经典人物——于连，司汤达代表作《红与黑》的主人公。

这位“一副怨愤幽深的表情”的年轻人，沉静时却显得好学深思。他出生于木匠家庭，幻想跻身贵族及上流社会，但他又害怕外人看出自己“虚弱的自我”，于是矛盾的于连开始虚伪地过活。为了博取尊敬和惊叹，他能够背诵大段拉丁文的圣经，尽管他把把全部《圣经》看作谎言；为了在感情上与上流社会更加贴近，他与玛蒂尔德小姐展开恋情。但是，很难说于连是“恶”的化身，在他的身上，读者也能看见奋斗、善良、真诚的影子，于连渴望如拿破仑般凭借自身努力出人头地，他热爱阅读，精读卢梭的《忏悔录》，当他行恶后，他也曾痛哭地忏悔：“我不抱有任何幻想，死亡在等待着我，它是公正的。我竟然会企图杀害最值得我尊敬和钦佩的女人。德•瑞那夫人曾经像慈母一样对待我。我的罪行是残酷的，而且是有预谋的。”某种程度上，于连的挣扎源于他对自我身份的焦虑和自卑，于连需要不断地往上攀爬来获取身份认同，他需要外界的褒奖和倾慕，以及自身财富的积累来掩饰自己的自卑。

我不想将于连的心态等同于中产阶级的心态，事实上，真正的中产阶级未必会有这样的自卑和焦虑，尽管他们的财富和地位低于上流社会，但他们能通过其他途径寻求身份认同，达到一种精神的“自适”感。而如《小别离》中的童文洁们，她们恰恰因为缺乏自适感，恰恰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在起跑线上输于别人，对子女强烈的期待和现实的落差令她们无比焦虑。

前不久大热的电视剧《欢乐颂》也反映了这一心态。在这部电视剧中，比高级商业精英，似乎从不需要为物质而苦恼的安迪更容易引起观众共鸣的是樊胜美。樊胜美家境一般，靠自己的奋斗得以与安迪一起喝上咖啡，在大城市细细经营，却常常陷入自己正为租金发愁，而家里人向她讨要金钱援助的窘境。樊胜美的唏嘘在于，为了不断攀升，同时供给家庭，她不得不物化自己，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上，她被迫屈辱地过活，并说服自己——这一切是值得的。

而剧中的其它非精英人物，如邱莹莹、关雎尔，尽管她们的生活不如樊胜美般如此挣扎，却也各有各的苦恼。邱莹莹为爱情委曲求全，为稳定的收入耗尽心力；关雎尔托了家境良好的福，生活早已按部就班，却在思考着“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又要过怎样的生活”。

中国式中产阶级的困局，在于他们中的诸多人，缺乏一个明确的，可以持久信奉的精神支点。在消费主义笼罩天空、人的怀疑渗透在每一个角落的现代都市，中国式中产阶级表面上过着光鲜的生活，实际上却陷入经济状况和身份认同的双重忧虑。就像《小别离》中反映的，精英们早已挣脱应试教育的框框，自己打起自己的牌；穷苦人还在为维持生计愁苦，甚至会主动放弃为子女寻找好学校的机会，而被囊括入中产阶级的群体，他们需要顾及这些，最直接的，就是方圆和童文洁就女儿应不应该出国受教育而引发的争论。

如果说，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讲述的，是奋力前行的“执拗者”对信仰的追求和幻灭，黛西是主人公盖茨比信仰的化身，而盖茨比之死，象征着梦的破碎。那么，《小别离》只是再一次表现当代社会的一个普遍困境——人们在普遍缺乏精神支点的情况下，以阶级的攀升作为信仰的代替，上流社会是最高目标，而中产阶级则是一个跳板。这一代无法完成这一目标，就将希望寄托于下一代，通过教育等途径，为他们通往上流阶层铺砖添瓦。所以，无怪乎这部电视剧会出现这样的台词：“我是希望你有一个精彩的人生，主要任务就是出国、镀金，明白吗?你只有出了国，才能让你更优秀。”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网络上热议中产阶级焦虑，甚至挖苦、讽刺中国式中产阶级的群体，恰恰是中产阶级本身或者趋近于它的网民。上流的精英在云端看戏，悠闲地观望中产阶级内部的撕裂，而还在为3000元的工资苦苦数着手指的群体，则对中产阶级的焦虑漠不关心...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我在课堂的观察，尽管不甚妥帖，但也姑且举出，以供思考：

上课时，成绩最优秀的，对专业知识掌握较得心应手的学生，轻易不发言，碰上难解的习题、深刻的话题，他们才开口。而被圈定为“差生”，成绩徘徊于不及格区的学生，在课堂上也不喜发言。大抵老师讲老师的，他们聊他们的，井水不犯河水。老师非要他们说，他们才支支吾吾，勉强开口。真正积极发言的，往往是介于这二者之间的学生。这类学生期待被老师注意，有较强的表达欲，同时对自己的成绩有较大的提升期望。

回到对《小别离》的探讨。阿德勒在《超越自卑》中说：“当个人面对一个他无法适当应付的问题时,他表示自己绝对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此时出现的就是自卑情结。”所谓的中产阶级焦虑，归根究底是公众对于金钱、地位出现巨大崇拜，久久无法攫取而衍生出的自卑情绪。“人有钱任性，咱没钱认命”的感慨，就是《小别离》中赤裸裸的吐露。而只有顺利地“人往高处流”，才能缓解这一群体的焦虑。可是，在填不满的物质需求和迅速变化的经济环境的施压下，这些奋力往高处流的焦虑患者，何时才能找到自己的休憩田园？也许这是一条永无止境的道路，也许，当童文洁们自以为到达彼岸，等待她们的，却是更为浓厚的焦虑和虚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