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城 | 706青年空间专栏作者，凤凰文化、文汇app外约作者。

庆山（安妮宝贝）出新书了，点评一水儿的看“安妮宝贝如何蜕变成‘庆山’”；格非出新书了，文学批评文章多关注他对“乡村”的告别；贾平凹出新书了，文学批评文章又争论起了城乡问题，顺便女权主义也搅和了进去。

当一部新的文学作品出场，文学批评家似乎更热衷于分析作家的身份、所属派别，作品涉及的社会现象，而对作品的文本研究却“浅尝辄止”，甚至不过寥寥几句的内容复述、字句粘贴，其用意，也不在于分析文本，审视作品的“文学性”，而只是借内容作为跳板，去大谈作品的题材、作者的身份、倾向。

再举个例子。假如有一天韩寒杀回文坛，并且呈上一本关注农民工生活的小说，那么无论其内容如何糟糕、小说的文学性如何一塌糊涂，相信不少文学批评家都会献上掌声。道理很简单，昔日的青年作家，题材集中于学生生活、青春故事，或者仿武侠小说的年轻人，在大家感到他已经告别小说之际，他突然将笔杆子对准沉重严肃的农民工生活，光是这个题材的转换，就足以钓批评家上钩。于是乎，韩寒也能因此一下子实现从轻浮到成熟的转变。

当代文学批评对农民工很感兴趣，对乡村苦难、文革往事、女性身体也很感兴趣。例如：二十一世纪走过来，“底层文学”总是时不时冒出来，吴义勤在《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就说过：“不仅各类文学刊物开辟了“底层文学”的专栏，各种关于“底层文学”的研讨会不断召开，而且“打工作家”、“打工文学”、“底层叙事”、“草根文学”等范畴也是层出不穷......我们也看到了在“底层文学热”背后一种令人不安的文学思维的复活，看到了一种以“文学的名义”进行的对文学的歪曲和遮蔽.....”与批评界对于底层、苦难、乡村的热衷相对的，是他们对都市、青春、武侠等题材的淡漠，仿佛后者天然代表着格局小、视野窄、文学性不足，甚至于，批评家先入为主地将乡村与苦难捆绑、底层与沉重拼接，而青春题材就是学生气，都市题材就是屈服于流行。可我们知道，青春文学、都市文学同样不乏优秀甚至大师级的作品，比如在国际文坛颇有名气的村上春树和莫迪亚诺，他们的小说并不排斥青春和都市，他们的作品并不因此掉色，同样能获得文坛的认可。

当代文学批评对于作家和作品的审视似乎被浓重的道德责任感所桎梏，寄望于作家和作品承担灵魂、道德、格局、精神上的使命，其本质是“文以载道”观念的幽灵重现。批评家在评判文学作品的过程中，“颠覆”、“信仰”、“勇气”、“坚韧”、“怜悯”、“灵魂”、“丑恶”、“凝重”、“关怀”等成为高频词汇，人们在作品中翻来覆去，疯狂地拾取“泪水兴奋剂”和“道德判官的通行证”，如果在题材上就能满足，批评家自然欢欣，如果没有，那就免不了摇头叹气，感慨又一部作品成为文学滑坡的证据。

长篇小说是这一现象的重灾区。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它的反映是批评家对于“伤痕”、“知青”、“反思”作品的狂喜，讲述文革苦难、声讨十年危机的题材会天然赢得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这自然与时代背景有关，然而岁月流逝，它根植于时代背景的优势也不可避免地消散。它的文本遗憾后来也已经被冷静过后的评论界发现——伤痕成为了不加节制哭诉的游戏，它的反思甚至流于轻薄、简单，仿佛这是一出“过把瘾就好”的戏，作家写出一部“伤痕”作品，就能宣告他的罪恶感的解除、时代责任感的完成。这样的哭诉，看似沉重，其实不过是对过去的挠痒痒。进入新世纪，小说的题材、作家的身份依然会比文本先一步进入批评家的视野。以张悦然的新作《茧》为例，八零后作家的转变、文革题材的关键词讨论，到底还是胜过了对《茧》的文学性的研究。

为了避免矫枉过正，需要强调的是，书写苦难、反思悲剧并非是要刻意摆脱之事，我们想要思考的，更多关乎它的叙事策略，也就是“怎么写”的问题。丹纳认为：“艺术家想要表现幸福，轻快，欢乐的时候，便孤独无助，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而一个孤独的人的力量永远是薄弱的，作品也不会高明。相反，艺术家要表现悲伤的时候，整个时代都对他有帮助，以前的学派已经替他准备好材料，技术是现成的，方法是大家知道的，路已经开辟。”书写苦难、反思悲剧可以有很多方式——卡夫卡的荒诞、马克-吐温的戏谑、欧-亨利的“最后一笔”、夏目漱石的喜中生悲，乃至卡尔维诺的黑色幽默，他们的实践都已经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在这里，我们不妨引用洪治纲在《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中的一段话：“第一，苦难并不等于正义，展示苦难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彰显了作家的道德姿态，但并不等于他们就拥有了某种艺术上的优势。第二，当我们将良知、道德和情感置身于底层生活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将艺术心智、才情以及必要的理性思考置于底层苦难的现场，以此来展现作家对苦难的特殊思索和表达。”

有意思的是，当代文学批评对“怎么写”的关注总比“写什么”慢半拍，往往大伙儿趁着热乎劲讨论完“写什么”，冷静下来的批评家才开始探讨“怎么写”。

对网络文学的轻视也是当代文学批评怪现象之一。客观而言，文学批评界对于网络文学的研究并非一片荒芜，像北大、北师大等高校的一些批评家对网络文学是存在自发的关注并且出版有专门论述作品。著名学者张颐武、评论家王干等也曾就“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等问题进行讨论。但在文学圈子内，这样的力度还远远不够。网络文学是新世纪以来快速崛起的文学门类，它所掀起的热潮不但涉及人数众多，而且持续时间长，并且还有很大的潜力空间可以挖掘，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明显的文学印记（也最具独特性），它理应获得文学批评更广泛的关注，使其拥有更为系统性的研究。但坦率而言，不少文学批评家对网络文学仍然存有“傲慢与偏见”，固守传统文学的圣地，而对网络文学报以轻蔑的目光，这样的态度，自然是网络文学研究之路的一块顽石。

另一个被忽略的领域是新世纪诗歌的研究。“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是当代诗歌的两座大山，有关它的批判性研究也不绝于论文，但批评界对于八九十年代诗歌颇感兴趣的同时，却对新世纪十六年中的诗歌悻悻避开，很难找到有关21世纪中国诗歌的专门研究作品。在中国知网，输入主题 “朦胧诗”检索，会出现4127条结果；将其换为主题 “第三代诗歌”，会出现1860条结果；而切换为主题“21世纪诗歌”，则剩下665条结果；再细分为21世纪大陆诗歌，则只有15条结果了。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批评界对于新世纪中国诗歌文学价值的怀疑和看低（尤其在与“朦胧诗”的对比中）；另一方面是其研究的“费力不讨好”——既缺乏前人的资料可供参考，又乏人问津，批评家研究自己所在的时代，注定是一条孤独的道路。以至于，当代批评家集体将这份担子推给了后人。可矛盾的是，他们恰恰是与新世纪诗歌距离最近的人群，这不得不说是当代诗歌研究的一大遗憾。

汪涌濠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发问：“今天，诗人该怎样安顿自己？”，在“没有什么声音再比诗歌的声音更其微弱”的今天，诗人究竟该怎样安顿自己。我倒觉得，新世纪以来的诗歌批评如何安顿自己，也是一个大问题。一个日渐明显的现象是，诗歌批评越来越显得徒有其表，内里更像圈子里互相恭维的游戏，而有失批评本该有的审慎和锋利。

那么，到底是什么充当了培育这些怪现象的土壤呢？我想，仅仅归咎于学院内人士的故步自封，或者文学圈子整体素养的下降是有失偏颇的。令我注意到的一个点是，文学圈子惯于批评其它圈子的消费主义问题——渴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又陷入一种精神空虚和挥之不去的焦虑感中，自己似乎也难逃其中。无论是青年作家的创作，还是新世纪的文学批评，主动或被动的也被反映消遣和焦虑的倾向，感到自身处于“危殆之机”，又急迫地要从新作品中找到希望，要在对题材的强调中划分精神上的三六九等，不自觉地也进入“快消”的魔障。

回到本文最开始的所举的例子。如果韩寒真的创作出一部新的作品，我由衷希望批评家可以少一点谈身份、题材，精神蜕变，多一点谈文本，如此，无论是褒是贬，总还有细细咀嚼的空间。

（编辑：露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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