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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浙江村:空间与权力的暧昧冲突
        文/三木
        一些商人与官员,以权力金钱为媒介,各取所需。行受贿在法律上有固定含义,但在人类学视野下,模样不同。
        八十年代中后期,温州人初入北京,住在城郊农民私房。考虑租金成本,多人一屋,人均生产和居住空间不足三平米。本地人隔阂未消,租户常有寄人篱下之感(比如房主不允许亲友拜访或借宿)。生意上的成功并未带来社会地位改观,更多人谋求好的居住条件。
        一些成功人士站了出来,呼朋引伴,筹措资金,建立温州人聚居大院。想法要落实,如何租到建设用地是最大障碍。经济管制时代,严控土地流转,外地人不可能获得用地许可。
        温州人有办法。他们和村干部私下协商,租赁集体土地——在提出可观租金,金钱打点后,村干部乐见其成。权力末梢的官员也不难搞定,开发商通过权钱交易建立庇护关系,让他们对“违法行为”视若无睹。在政策捉摸不定的年代,这层关系令老板安心。
        一座座大院陡然而起。它们为温州家庭提供了更舒适的居住空间。围墙之内的熟人社会,有效防范犯罪行为——安全感对异乡客而言,至关重要。同乡同行间聚集,也令商业信息交流与合作更便利。
(昔日浙江村一角,图片来源:http://wzdaily.66wz.com/wzwb/html/2010-07/30/content_731782.htm)
        权钱交易维系了稳定的庇护关系。温州人得以迅速立足北京,发展出当时北方最大的服装贸易市场。周边农户从租金中获利颇丰,区级以下基层权力也从提供的庇护关系中受益。
        在威权管制社会,权钱交易带来了相对自由的空间,但不能凭此证成行受贿的合理性。温州人何尝不想在一个健康的市场中,凭自己的胆识、勤奋和见识,积累财富,实现人生价值。维护与权力的关系,战战兢兢,难有尊严。握有权力的官员,享受制度管控带来的地位和金钱,无力且无能改变特定空间的制度。
        一个有趣的故事。片儿警来大院找厂家买皮衣。大院老板陪在左右。走了几家,片儿警挑好一件,但说自己没带够钱,能不能向老板借点。皮衣一千多块,片儿警一月工资不足八百。老板岂能让他掏钱,自然做了顺水人情。
        不过,基层官员只能提供浅层庇护。温州商人一直希望获得高层支持。这个过程并不顺利。浙江村也因此经历了“建设-拆除-重建”的艰辛历程。1995年,政府开展“清理整治”专项行动,将浙江村四万外来人口驱逐出京。推土机把大院碾作瓦砾。刚开始的“安居乐业”,受到第一次全方位破坏。
        基层政府与浙江村的利益勾连,并不能护卫他们规避来自中央和市府的威胁。追求强控制力下稳定的政权,怎能容忍逐渐发展成自治社区的浙江村存在。流动人口、自治社区在北京这个政治敏感地带更显扎眼。一些高层官员武断地将城市中的拥挤、污染、犯罪率上升,一股脑推到外地人身上。这些偏见,今天看来荒唐可笑(或许也不见得)。但在当时,却遭致数万人颠沛流离。甚至规定,北京各城区郊区不许接收从浙江村搬出的外地人。
        体制内的看法从未达成一致。高层官员想把这些人赶走,基层则言不由衷——温州人对在地经济带来了实质利好。一些外地政府更是想尽办法拉拢这些温州人,充当私营经济引擎。这正是体制吊诡的地方,我们以为面对的“国家”、“执政党”或“政府”面貌一致,现实却又让我们察觉到它内里的驳杂。也可以说明,这些抽象体不应被我们信赖甚至信仰。不然,我们不可能从这样的疑问走出:当我们探讨国家/执政党/政府时,我们在探讨什么?
        居住地被拆除,几个大市场还在。商住分离后,带来极大不便,很多人不得不离京,另谋生计。好在,运动式执法去势很快。一年后,多数温州人回来了。这次回归,无奈中显出新智慧。
        大院被拆,只能重回农民私房,或者租住租金更高的住宅楼。但不便仍在,对聚居大院的需求不减。这次,他们找国企合作。在它名下注册公司,大院登记成注册地。或者直接租赁濒临倒闭的国企工厂,改造成大院出租。体制内部的复杂性再次显现。国企庇护,比基层官员庇护更可靠。它们背靠部委利益,地方政府轻易不敢造次。
        这次,总算踏实了。
        或许意识到对外地人宜疏不宜堵,况且温州人握有可观的私营资本,兼有体制内支持者助力,温州人重获重视。在北京地界儿上,他们与不同层级政府进行商业合作,建立早市、服装交易中心。温州人通过努力,向这里的官员证明私营经济不是洪水猛兽,流动人口不是不稳定集群。权力后知后觉,方才顺水推舟,并在合作中尝尽利好。
        这种笨拙的姿态,令人不禁怀疑,一些地区,政府在数十年经济发展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在宏大叙事中,我们容易将大部分功劳归于他们。但如果将公权力机构还原为一个个官员,他们的作用体现在哪里?我更愿意相信,大陆经济展现的活力,更多是源自像温州人这样勤恳的普通人。他们在有限的社会空间里,辗转腾挪,为自己谋幸福,进而推动社会空间迈向自由繁荣,并且倒逼改革,教权力学会谦虚与合作。
#本文写作参考[美]张鹂:《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11。
 
(图文编辑:陈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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