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的权力逻辑

杨松林

新书推荐：《行善的艺术：晚明中国的慈善事业》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正式出版，英文原版为The Art of Doing Good: Charity in Late Ming China.

传统学术界对于中国慈善史的探讨，较偏执于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比中。比如有的学者喜欢引用西方天主教传教士，诸如李提摩太、明恩溥、柏立德的观点，来证明中国慈善事业的落后、不规范和不纯粹性；而另外一些学者则擅长使用中国历史档案，反驳前者的观点。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因局限在二元框架中，均无法深入思考慈善行为背后更宏大的，与权力相关的逻辑脉络。

《哈佛亚洲研究学刊》主编韩德林（Joanna HandlinSmith）的这本作品《行善的艺术》，在北美学术界问世后受到了极大关注。这本书是在海外汉学研究中，第一次如此全面地描述了关于中国明清的慈善事业。作者将其视为一种中国传统社会的“普遍行为”，从而改变过往学界持有的，所谓中国慈善行为属于城市人群“特殊行为”的观点。仅从立意看，其已超越了大多关于该议题探讨的二元模式，与更为广阔的，和阶层讨论相关的社会脉络联系在一起。

但若仅仅停留于此，该书并不见得有分析上的创新：毕竟，在当代，受到后殖民思潮和“新史学”环境的影响，西方汉学界对慈善行为背后权力逻辑的讨论早已持续多年。但慈善行为本身，是否为当事人有意识有目的进行阶级巩固的推测，却很难被完全证实。这涉及到更多心理学意义上的思考和文本分析上的推测；这些方法论本身缺乏史料的支撑，其论证本身也很难以“客观”概括，由此，“慈善动机论”的思考模式无法继续下去。就像韩德林在书中感慨的那样，“最初承诺给出晚明慈善答案的路径，都被证明为死胡同，其中一条就是寻找慈善的动机”。

如何超越过去“动机论”的同时，将慈善行为和权力逻辑、阶层思考进行更为深刻的结合？韩德林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比起质疑他们真实的情感更有益的，是检视他们如何描述自己，以及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力量是如何约束和引导他们富有同情的冲动和责任感的。换句话说，是什么确定了他们同情的范围，是根据地理的眼神和他们选择去处理的需求的类型吗？”

简单来说，将动机的讨论排除后，韩德林直接把慈善行为的分析和社会环境的解读予以结合，以外部因素来阐释晚明慈善行为的逻辑、范围与方向。对于施善者心理活动和可能的内在动机，韩德林并不否认其存在性和作用，只是认为其讨论已不具备史学上的意义：它可以存在，但并不决定一切。

因为相比于动机的讨论，对行为本身的思考显得更为直接；正如荣格强调的那样，潜意识和大众行为间，可以被量化为“强相关”，那么通过对大众行为的探讨，我们同样可以深入到对潜意识的认知，从而在不拘泥于对动机的探讨下，完成对大众心理的分析。当然，这只是该书的一个发散方向，并不是韩德林主要的讨论点。

在该书中，韩德林详细描述了晚明时期兴起的，大众对于慈善行为的热衷现象。通过对高攀龙、陆世仪、陈龙正、祁彪佳、杨东明五位在这一热潮中起到至关作用的人物描述、行为分析及其相关的所谓放生社、善会、药局、乡村粥厂等相关机构的运作情况展示，作者期待能以此发掘出明朝晚期社会环境与阶级脉络。在这种脉络里，所谓的不同等级间流动性、灵活性表现形式，是作者所关注的重心。

通过分析，作者最后总结出由慈善现象所表现的相关社会变化：首先是精英阶层的边缘群体等级开始发生分化，这和文化传播的进步、文化人才的过剩息息相关；其次是家族之外的社会连通性不断增长，形成了高层和底层间除一般等级制外的垂直性连通，这暗示了阶级间流动性的增加和社会不稳定性的提升。作者甚至认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相互交易与协商才是社会的主流”。也许其表述存在争议，但阶层间壁垒的逐渐松弛，却是不争的事实。当然，行善使得边缘群体进入中心位置，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股慈善热潮的持续。

至于阶层的流动性是否和明朝的衰退有关，韩德林十分谨慎地没有继续探讨下去，毕竟这涉及到更为宏大的课题和讨论，需要更多的史料支撑。但阶层和社会安定间的联系，同样可以作为一个继续发散的方向，引发读者进行思考。

总的来说，依托慈善行为的分析，韩德林较好完成了对晚明阶层社会和权力逻辑的梳理与描述，而其依靠社会学、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论，也避免对动机问题进行无意义的探讨，这是很值得肯定的。最后，书中引发出的两个和权力、阶层相关的议题：“大众行为和潜意识关系、阶层稳定和社会发展关系”，值得大家予以更为深入的探讨。

对比阅读：《施善与教化：明清时期的慈善组织》

著：粱其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正式出版

说到中国近世的慈善史研究，粱其姿的名字绝对无法被忽视。虽然专攻医疗史，但梁教授探讨的问题，多与背后的社会观念和大众价值相关。换句话说，依托于医疗组织的运营方式，粱教授擅长挖掘其与社会思想间的关系。她的代表作品《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就是这种写法、分析方式最为突出的体现。

而这本书，同样沿袭着类似思路。通过慈善组织的发展历史，梁教授希望可以理解社会经济变化与法中价值观改变的关系，从而更加深入认知到明清时期社会思潮与观念的发展状况。除了客观描述善堂的运行外，她也尝试依托施善者的主观角度，来分析善堂的功能和性质，以解读当时的社会文化。客观和主观分析的结合，课题的相似性，都很难不让我将其和上文推荐的韩德林《行善的艺术》联系起来对比分析。

当然，除了以上的相似性外，两者其实还是存在较大差别。首先，正如韩德林自己所言，“梁主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清代，发现一些清前期的慈善情况”，因而两者所主要描述议题的年代有所差异；其次，梁的描述对象侧重于“善会”的单一慈善事业，而韩德林涉及面更广泛，包括赈灾机构这样与经济和政治秩序相关的事业，在《行善的艺术》中亦有所阐述；而最重要的差异是，粱最终要展示的，是社会价值与大众观念的变迁，而韩德林的研究，更多和阶层与流动性相关。

本书花费较大篇幅，描述了从明末到清乾隆时期的善会历史，分析其成因、运作规则及变化；由此，作者将其与当时小社区的发展趋势和伴随发生的社会意识形态转变相关联，证明当时大众思潮的所谓“儒生化”现象。

粱其姿教授创造的“儒生化”概念，需要我们分开解读。“儒化”，证明在清中期后，大众对于儒家观念和价值的重新强调，包括孝道和贞节的遵守等等；而“生化”，则说明其思想观念在阶层和地位上的“庶民化”，儒家观念、价值的宣扬者和推动者，来自于社会文化地位相对而言不高的儒生，甚至包括底层百姓和市井小民。

这种“儒生化”的价值观，包含了很多通俗信仰和价值取向，从而形成了一种同时向上和向下的“双向”价值。在此，如果把韩德林《行善的艺术》与之关联，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其实是相呼应的。前者从阶层角度证明了明代晚期以来流动性的增强，以及家族外垂直流通性提升；而粱的这种“儒生化”趋势，不正是这种现象在意识形态领域最为突出的表现吗？

当然，除此以外，本书也涉及对清代公共社会的探讨；而公共社会的兴起，本身也就是晚明传统阶层等级松动现象的结果，因此这里不再赘述。

总的来说，梁教授《施善与教化》，是一本论述完整且分析精彩的中国近世慈善史作品，将其与韩德林《行善的艺术》对比阅读，我们会发现他们在分析中的相似性和结论的遥相呼应。这种对比阅读，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到明清时期慈善事业和社会发展、权力逻辑的关联。

对比阅读：《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 Social Change and Moral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 出版

其实谈论近世慈善事业和中国社会的关联问题，在韩德林书前，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包筠雅女士（Cynthia Joanne Brokaw）就曾出版过这本《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 Social Change and Moral Order in LateImperial China》（中文译名为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以阐释功德事业和权力间的密切联系。

功过格是明朝末年和清朝初期为衡量官员升迁使用的标准，其将善行和恶行分别量化为功德分和过错分，分数较高者升迁时会被优先考虑。自袁黄始，王阳明学派的后人们，成为这一制度的坚实拥护者。这些人接受儒家“心性之学”的教导，对善行的外推意识十分强烈。书中强调，将功德事业与政治升迁挂钩，一方面是儒家子弟们，希望通过这种价值观的传递，来促进官场的良性化和道德化；而另一方面，也更值得关注的，就是因拥有道德观念的解释权和执行权，这些儒学者们在制定“功过格”制度时拥有了所谓的“比较优势”，从而获得在官场升迁时的主动权与先行权。

由此，慈善制度和权力逻辑间有了直接的关联。而相比于本文推荐的前两本书，这本书里描述的关联更为直接，也带有更强的主观性。相当一部分读书人依靠这一制度，获得了升迁，而其中不乏投机取巧者。他们大多在治理上不堪大用，却依托所谓的“道德制高点”获得快速升迁，取得了极大的政治权力。对国家而言，类似“东林党”的这种群体不断出现，可能也是一种不幸。

不得不说，由于出版时期较早，此书较少受到“新史学”和“后殖民范式”的影响，因而阐释套路和前两者相比，有所差异，深度和广度上也稍打折扣。但其对了解中国近世慈善事业的政治性和权力性逻辑，不失为敲门砖。以此为基础，再去阅读前面两本书，认识和思考会更透彻。

（图文编辑：刘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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