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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娜拉出走谈起

再从娜拉出走谈起

陈国俊


    前有鲁迅先生的文章《娜拉走后怎样》,他认为娜拉出走之后,要么回来,要么沦为娼。事实上,我认为鲁迅的判断有理有据,但可能不够精准。因为娜拉事实上是个有工作能力的女性,也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的素质。在《玩偶之家》中,多次提到了娜拉,为了隐瞒丈夫自己是为了借的钱给他丈夫支付去南方意大利旅行保养的用度,她用自己的个人女性魅力(带有一定的暧昧色彩,并且她也不完全排斥。)、从自己的零花钱中省钱还债,以及打零工工作到很晚等等为了还债。足可证明,她在生活之技上,是不缺乏本领和耐心的。那么在精神方面呢?她最后一再重申和强调,第一,首先要做个“人”,再做个母亲。第二,她对奇迹中的奇迹(也就是夫妻之前双双成“人”,再成为合格的夫妻,凭着感情,再次有意义地活着和相爱)依然怀抱憧憬,而且态度坚决,并不是完全草率鲁莽的一时之为。从第二幕中,娜拉的反复念叨“离开这里”并且最终经过她的思考和情绪蓄积而成行,再加上在第一幕中,娜拉的种种乖顺,“愿意好好地做乖巧的小鸟”的表现形态仅仅确实是她的表现形态,她心中并不完全那么认为,只是没有全部意识到之后意识到的。所以我短浅之见是,鲁迅的预判可能不够精准。

事实上,如果谈到易卜生创造这部剧的深层原因和出发点,我想,如果对于整个易卜生的出发点、理想、精神追求也好,更能直接体现其精神人格的乃是戏剧《社会支柱》,更能体现其深刻反思和美好向往的,乃是戏剧《玩偶之家》。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戏剧《社会支柱》中,最光辉的形象,可能就是楼纳了,她从美国回来以后,不仅什么都不想拆散,而且是想把她心目中真正深爱地那个人,促进成精神人格真正健全的人,再和他真正地在一起。其次光辉的,就是那位年轻的棣纳,她想的是,去美国以后,先自己找工作,自己养活自己,然后再和自己爱的人一起生活,反映出一种女性独立,承受社会责任并且同时健全地追求个体幸福的崇高理念和伟大理想(对于当时的北欧社会来说,这么说绝不为过)。而戏剧《玩偶之家》中的女主人公———娜拉,事实上她比起《社会支柱》中的楼纳、棣纳还有博尼克的夫人(因为丈夫的改过而决定从此开始真正爱他,并且深爱他)等,要不伟大地许多。

首先,娜拉为了完美完成对丈夫的这次帮助,其因为可能经历事情破败而反应出的补足之行,是非常地“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这句话在这里不作强烈贬义使用)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借条需要签名的部分,是她自己伪签的,尽管她父亲那个时候同样身体也是危在旦夕,但是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考虑到伪签是违法行为,也不算完全合乎道德的行为。)她即使不想说明清楚,给她父亲徒添烦恼,但是至少要知会一声啊,为了好事而进行的不那么好的行为并不因为目的好即是全善,而且即使她坦承告诉了琳达太太以后,她几乎没有怎么自责,用自我感动来肯定了自己的伟光正。这难道是一件哪怕不谈法律,但合乎道德的事情吗?我看答案是未必的。

其次,是那个“阔人”的幻想,我们在其中已经很清晰地发现娜拉对于这个幻想的态度并不全是戏虐之言,她只是知道这样一个幻想,基本上只是幻想,但是她并没有完全否定这个想法,并且她几乎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幻想背后的道德问题。为了这样一个救人的目标,她不惜通过假契约(用婚姻骗遗产)来骗到一笔钱,去给他的丈夫支付南下修养旅游的费用。而且用词是“讨厌的老东西”,尽管她也是个受过教育的人,结婚后在小资产阶级的家庭,但可以看到,她的整个人已经沾染了严重的市井气息。

其三,当因为小职员对自己的威胁和之后的放弃但写的真实情况的那封信,娜拉为了让丈夫不知道这些,可谓是用尽了方法和威胁。包括到后面,她的丈夫海尔茂先生已经因为她的夸张举动知道了大概信封里面的内容会产生什么影响,已经到了如此尴尬的地步,娜拉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如果该戏剧的女主人公最后的结局不是带着伟大的理想和信念出走和重建人格的话,恐怕在此用“丑态百出”都是不为过的。

其四,在小职员的语言多次可能威胁到她的丈夫的时候,娜拉的本能反应都是护夫,我并不认为这个举动就是错的,因为人和人之间本来就有情,而且这个情是维系社会的一个重要枢纽,如同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的名句:“妻子怎能告发她的丈夫呢?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惩罚,法律竟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条律。为了保存风纪,反而破坏人性,而人性正是风纪的泉源。” 但是我们看到,当时易卜生笔下和现实中,挪威以及北欧甚至更广阔的区域,社会的风纪是畸形的,正如《社会支柱》里的大男人们都认为社会是男人的(男主人公博尼克到最后也没有完全悟清,一个健全的社会,到底应该是谁的,他只是明白了女人,尤其是高尚女人在社会中的伟大有力的作用),在封闭社会中,往往出现的都是一开始的被压迫者最后成为了更坚定的压迫者,最通俗的例子就是我国旧社会时期的“婆婆”心理,一心要为男方传宗接代,而对儿子的妻妾等只是置于实用的态度,却不反省这就是曾经的自己这个现象背后的畸形的社会意识形态。戏剧《玩偶之家》中,娜拉虽然没有严重到这个地步,但是她那种男权至上意识形态已经完全渗入了她的内心,所以脱口而出就是要保护丈夫的举动。

其五,娜拉在之前,多次跟人对话的时候,不管是琳达太太,但是在和丈夫海尔茂吵翻彻悟之前,多次提及“出现奇迹”,这个奇迹是有一天如果所有的事情全部败露,公之于众,她希望和幻想丈夫会出来,尽男子汉和一家之主的义务,愿意顶下所有罪责,流言蜚语等等,但是她出于对于丈夫的爱,他只需要看到丈夫有这样的想法和立场,她就愿意自己顶下一切事情,以满足对这段虚空无意义的婚姻的空洞的最后美好感觉。娜拉本身同样带有对这场婚姻,对自己,对丈夫,对外界的不清楚认知,和出于因自己的想法的幻想。更加为后文娜拉最后的彻悟和决绝埋下了伏笔。等等,不再一一列举。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女主人公——娜拉身上的矛盾心理的统一于一人一身,想要自由同时也想要维护和保持现有。这也恰恰完美地反映出,易卜生刻画之下,当时的女性的心理状态的一个缩影,以娜拉这个是有比较光辉形象和伟大精神追求的人来描绘出整个挪威乃至北欧社会,因为长期的稳定,文明停滞,导致的社会思潮僵硬却又可怕的现实和趋势,对不仅是妇女,乃至男性,整个社会所有人都处于一种畸形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下——稳定即自由,荣誉即最优。

最鲜明的例子其一,在收到第一封信的时候,大骂妻子娜拉是伪君子,撒谎的人,犯罪的人(虽然这个是事实),认为她败坏,沾上了其父亲的所有坏品质,“不信宗教,不讲道德,没有责任心”等等,并之后要求这些事情不能传出去,表面上要装成没事人,但是绝不把孩子放在这样一个他认为恐怖的女人手里去教育抚养。但是当他看到之后的那一封信的时候,又大喊“没事了!”“没事了!”并认为他没事就是娜拉没事,就是全家都没事,“alliswell”。极其反讽地凸显出以丈夫海尔茂为代表的整个社会的这种,男权至上,女人作为男性的附属品或者财产(并且海尔茂直言在丈夫原谅妻子的大罪之后,妻子就越发作为丈夫的财产,越发不能离开丈夫,这是非常明显的。),不得独立的一种扭曲心态。尽管海尔茂依然对娜拉有所感情,但是在娜拉进行最后的陈述的之前和之时,依然是在以一种家庭支柱(这部戏剧和《社会支柱》在“支柱”观的反讽上有遥相呼应,异曲同工之妙)的姿态和一个曾犯过大错但是有想短期弥补、无视、填塞漏洞的本能的不可能的幻想状态,在对娜拉进行他所认为的劝说和要求。但是因为娜拉之决绝和长时间的考虑加那一晚上的爆发,她最终是离开了,留下了丈夫海尔茂一人,对着“奇迹中的奇迹”而迷茫。

事实上,易卜生并不是个完全悲观,完全只是对一切的否定而不抱有改变的期望和理想,剧本中的时间背景采用圣诞节至新年这段时间,恐怕不是随机或者毫无意义的。我们知道,圣诞节的原本是为纪念主耶稣的诞辰,后来世俗意义更广,作为一家团聚,合家欢庆的西方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并且圣诞之后即新年,象征着一切的开始,象征着希望,象征着美好。当这一年的新年来到的时候,女二和男二,琳达太太和小职员柯洛克斯泰曾经两个最明显的因为职位之事而关系紧张的两人,走到了一起。而海尔茂和娜拉,曾经看上去稳定即幸福的夫妻却分开,看上去好像是矛盾的、完全相反的结局。但其实是两个不仅殊途同归而且是同样性质同等重要的伟大美好目标和结局,易卜生在这里描写了两个都需要长时间,但一个已经完成一个刚刚开始的两个最终结果将会是光明的好消息。

琳达太太,曾经作为真正的一家之主,挑起家里的重担,并以此为存在感的根据,为安全感的象征,但是当家里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并且可以自己料理自己的时候,一下子突入即来的空虚感吞噬了她,让她这个已经失去真正的人生的精神核心和追求的人,瞬间感到强烈的不安感,小职员柯洛克斯泰,一个公德私德不分(因为和海尔茂私下交情好就在公开场合不礼貌地喊叫和称呼),总体道德看上去没问题其实内心世界也同样道德缺失的一个存在体,在经过那么多事情和心路历程以后,一心想改好,并且找一个真正可以爱的依靠,两者如两块时机已成熟的火石,触碰即火花,获得了一个美好的前结局和后开始。而海尔茂与娜拉,一个直到最后才略微有所领悟的人,一个是刚刚开始能够建立健全人格的人,用分离来实现互相的完全与最后可能重归为一体的美好的憧憬,同样是一个美好的前结局和后开始。这难道不是两个极好的好消息吗?这难道不是预示着新年伊始,万物更新的好气象吗?

尽管易卜生已经距离我们一个多世纪,但是他的思想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是恰恰应对我们的当下。我们的旧社会与挪威的旧社会有所类似,都是不重视法律,没有真道德,而把假道德置于法律的至高无上的地方,鲁迅说“吃人”,是没有错的。鲁迅在他的文章,《娜拉走后怎样》中,主要谈及了经济权独立,女性的精神独立,以及为了打破旧社会的战士等等,与胡适对于易卜生的重视相同,他们都是对当时的中国的社会思潮和社会意识形态想进行一定的冲击,和向着更美好的目标的引领(当然鲁迅并不完全是,如他在文中的最后写道,“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

我这里并不主要对两位文人学者的沉思和呼吁进行进一步推波助澜,而是想从另外半个角度来说。在一个封闭社会,无论是中,外,南,北,它都有很大的共性,之前皆已简单提到,但是当我们开始面临开放社会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呢?易卜生过时吗,不过时,是因为我们已经是开放社会,所以不用担心这些了吗?绝不是。相反,伟大的丹麦基督教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在现代性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深刻具有洞见地提出了“主体性,反讽,以及现代性危机”。尽管北欧实在是一个运气很好的地方,刚开始尽管蛮荒,但是也慢慢也文明了起来,随着15世纪,西欧在技术层面,以及之前与之后的思想层面等等满满的传播,影响之下,尽管挪威也进入了略封闭社会的状态,但是之后随着现代的切入,加上地处偏远,又没有很大的战略意义,几乎是什么人类的大纷争都没有直接参与(公元1618到1648发生的三十年宗教战争,北欧也没有参与很多。并且他们也是非常快而且非常全面地贯彻了新教中路德宗的信仰。)

所以挪威乃至北欧的整个精神层面的演变是更加值得研究的,在《社会支柱》中,我们看到,挪威已经具有福利社会比较明显的诸多特征,而当时世界的强大的西方国家的主流,是自由市场经济加上对外的强硬。北欧从原先的原始,到封闭且稳定着,到现在是世界上最安居乐业的地区,地理位置不是我们谈论的重点,我想说的是,在现代性的袭来之下,我们中国也面临了当时挪威,丹麦等北欧国家的部分相似的问题,即如何从过去的社会消灭个体保持稳定到健全人格的人们组成一个良性社会。现在,当代人处于前现代思维与后现代思维同时结合和扭曲的矛盾思维状态之下,我们用着最快捷的微信发着消息,但是当面临异性、工作的时候,我们又急着求稳。当我们还没有完全把社会消灭个体这种想法和行为纠正掉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个体原子化,平庸之恶,绝对的相对价值观。观念对于一个时代的促进和毁灭,从千百年人类历史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是远远超过任何巨大的自然灾害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易卜生,这个19世纪,20世纪的戏剧家,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不少人都定义易卜生为一个著名的和伟大的女权(性)主义倡导者,没错,的确我们可以在他的戏剧中,比如是《社会支柱》,男主人公博尼克最后认为,“你们女人是社会的支柱”,然后几位光辉的女性形象在里面彻底彰显。最后那位最光辉形象的女性,楼纳,以一句“真理的精神和自由的精神才是社会的支柱”结束了整部戏剧。《玩偶之家》以两个同性质的即向着universalfreedom前进,不仅是解放女性,同样是解放男性这样一个崇高的目标收尾。一是反映出易卜生本人对于这个世界的关怀,对于美好目标的向往。二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21世纪的人们,当我们用绝对的相对主义,无神,无真理观(无绝对真理就是在否定真理,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说自己是真理的代言人,或者每个人都说自己不是真理的代理人,这两者本质上对于真理和人的毁灭,当然真理本身无伤大雅,毁灭的是真理对人的作用。),多元价值观等等作为这个世界上最高的意识形态的时候,我们本身是不是在忠于我们自己呢?我想,如果我们都不忠于自己,别说女权,人权都没有了,别说人权,人都没有了。那我们不出走,即是毁灭。出走之后,依然是毁灭。要么破败不堪地回家,要么沦为娼妇。

从娜拉谈出去,但我最后依然选择谈回娜拉。的确,易卜生塑造的娜拉形象和他在《社会支柱》中塑造的几位女性形象,相差甚远。即使是娜拉决定丢下家庭,包括其中的孩子的时候,她认为丈夫也许和自己会有“奇迹中的奇迹”,她的孩子可以交给靠谱的保姆来照顾教育。但是这一项行为本身还是一场妥协,对自己的妥协,也是对社会的妥协,这个形象并不似鲁迅先生常言的“战士”和“英雄”的形象,这个形象本身还是一个无奈之存在物,没错,她走了,那难道就对吗?尤其是值得歌颂吗?先做个人,再做个妻子,的确是没错,21世纪最聪明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说:“假如我连人也不是,我怎么能做一个逻辑学家呢?”但是如果人人都去做他们心中的“人”,那做“逻辑学家”的事怎么办?并且真的能做成多少个“人”?事实上娜拉已经成为了女权主义,女性独立的代言词,但是难道放下责任就是正确的吗?我认为明显反映出现代性危机和精神疾病之下,人们想逃脱之时同时按照本能为自己找一个崇高的借口或者是借由自由之命放行其恶,就如从伊甸园中被逐出的亚当和夏娃,最早的罪和最深的罪,并不是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等骇人听闻之事,而是羞耻感与人们自以为是的逻辑和好奇心。这一切并不值得表扬,也并不值得宽恕,这只是一场妥协,娜拉已经游走于界限之上,而不少的我们,已经沦为娼妇。

娜拉在我看来,是不会沦为娼妇的,如果她回来,也一定真的是可以出现“奇迹中的奇迹”,就像《社会支柱》中楼纳的回归。只不过一个已经完美了,一个才刚刚开始走向完美。而对于我们,易卜生的读者和千千万万客观存在于此时与彼时的我们,我们尚没有了解我们的旧结果,却已经要新世界的一切。这一切,是值得我们深深忧思的。

要不,我们先做“逻辑学家”吧?毕竟,逻辑学家也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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