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诺《政治与行政》读书笔记
林琳

古德诺先生在《政治与行政》一书中主要介绍了政府系统所具有的两种不同功能——“政治”和“行政”，政治是指政策或国家意志的表示，行政是指政策或国家意志的执行。本书对政治与行政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化的阐述，作者不仅指出了政治与行政之间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分立以实现国家的两种基本功能，而且强调了政治对行政进行必要的控制是二者和谐的基础，并给出了实现和谐的具体途径。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分立与和谐是其整个思想的核心，片面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可能导致对其思想的误读。之后，古德诺先生又从现实层面论证了在各国特定的行政体制、政府体制、政党体制下，如何具体运用这一理论。古德诺采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欧洲大陆国家、英国、美国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着重阐述了他对美国当前政体行政方面的看法以及建议。

正如古德诺先生所说，“不同民族在同一智力和道德阶段所具有的真正政治制度，会表现出很大的相似性，就是在那些政府外部形态上很不相同的地方也是如此”。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社会高速发展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因而，我们完全可以站在前人的肩上借鉴欧美解决类似问题的方法以及不同努力中所产生的附加影响，进而优化我们政府的行政制度与行政活动。
文中也曾提及，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实际情况中地方政府部门的分权情况逐渐被弱化，反而是集中权力处理行政问题。这就涉及到行政效率问题。民治性政府与集权性政府哪个更能高效率、高效能地执行行政工作？什么样的政府才能真正将政策落到实处去？

民治性政府更习惯倾听各方意见，当整个社会需要公共服务或公共产品时，必须先由委员提交议案，再举行各方听证会，多方协商有果后，统一意见、确定立案，再将这一项目提至政府行政日程。而集权性政府更习惯服从政府领袖的个人裁决，领袖经过与智囊团的协商，倾听专家的意见，最终自行拍案定论。从时效性来看，民治性政府无法在短时间内（如一年）大力推行一个省市级甚至国家级的项目，从行政效果来看，集权性政府虽然可以以举国之力让一个新兴产业（如太阳能光伏产业）迅速占领全球市场，但却无法主导产业盈利。两种类型政府的行政效率与行政效能孰高孰低难下定论。

就中国台湾来说，因为其是两党制，每年蓝绿正营拉票竞选所耗费的人力物力不计其数。因为政治问题，政党间互相推诿责任，政坛乱象都使其失去行政效率。中国内地属于行政中央集权式政府，可是就民众感触来说，政府的行政效率也不是太高。中国内地政府存在名目繁多的平级单位，职权划分不清晰、行政地区以及行政事务的重叠，使得行政单位之间对责任互相推诿，导致一件事情明明四五个单位都可以管辖但没有一个单位会主动或被动出头处理事务。这样的状况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政府行政效率，让民众倍感办事难办事慢。

“人类的政治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性的事实，即人为人类这一事实”。纵观西方及中国古今，无论是民治性政府还是集权性政府，无一例外都存在寻租行为，都会因为利益牵扯偏向或者集中为某个阶层某个群体说话。如古德诺先生所言，“真正能将政策落到实处去的政府与民治性、集权性无关，而确实能影响实际效用的是政府是否负责”。负责的政府会尽一切所能，平衡利弊，在有限的选择里做出更好的决策。不仅让政令下达更清晰更迅速更严明，也会使下级机关执行政令更高效，不至于将好政令办成了坏事。

古德诺先生也提到政党分肥制对一个国家的长久运行和治理是极大的障碍而非帮助。

政党分肥制的定义，就是竞争获胜的政党，将行政职位分配给本党主要骨干的做法。这种做法的目的是很明确的，首先它是对本党干部做出贡献的赏赐，否则党务人员将没有动力为政党服务。其次，政党通过让本党主要领导成员占据主要行政职位，达到了控制行政体系和国家机关的目的。最后，本党干部占据国家机关的重要职位，在政党执政期间，极大地加强了本党的各方面实力，更加巩固了政党的合法统治地位。又称政党分赃制。

日本就是政党分肥制的最好实例。右翼的安倍政府因为政党分肥制依旧无法解决难以克服的三大矛盾，比如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执政党与在野党的矛盾，政务官系统与事务官系统的矛盾。在政党分赃制度下，日本政党的执政时间有限，政治没有连续性，上任政府的改革措施，下任政府就已经推翻。属于激进改革派的安倍政府，为了让日本经济复苏、军事强大，就通过钓鱼岛问题来裹挟民众，妄图修宪走向军国主义道路。而且因为安倍政府的短视，不仅造成中日关系达到历史最冰点，也让其盟国美国捏了一把汗。

因而，由日本问题我们也能明白政党分肥制不仅会导致国家行政效率低下，也对国家本身对国际事务的未来造成极大危害。

古德诺先生又说，“那些有助于改善我们当前政治状况的做法，不是贬损政党和试图废除政党领袖，也不是反对任何行政集权，尽管这好像是从我们前人的信仰上倒退了。我们需要的是，坦白地承认新的情况需要新的手段，用一种实实在在的、常识告诉我们的方法做我们所能做的事，以此来获得负责的政府和行政的高效率”。

互联网时代下，信息的传播总是分秒必争。2014年3月11日由互联网曝出的“西安一幼儿园违规给幼儿服用病毒灵”事件让一众网民看得心惊肉跳。根据事后当事人妈妈的微博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当地政府遇到突发事件反应迟缓、处理不当。3月19日中央政府间接通过互联网媒体以及微博微信平台向民众发布“教育部通报群体性服药事件 将开展拉网式排查”的信息使得民众与政府之间信息得以交换，才使得事态稳定下来并走上正规程序。

今天的政府应重视网络时代，重视信息交换，重视合理使用互联网工具来高效地进行行政活动和国家治理。吉丁斯说：“社会组织的主要结果就是个人意识的进化。第二位的结果是社会意识的进化”。互联网快速传播信息以及带动提升民智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人民素养逐步提高、社会意识产生长远进步。政府不可能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都有迅速专业的解决办法，集合民智及合适的社会资源能够让政府决策更容易些更高效些。一个行政高效的政府是适度集权、民治的政府。政府只有让民众参与到政治生活当中去，切实地实时地与民众进行信息交换，才能更快了解社会问题和多方需求，才能高效地更好地治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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