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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谈| 高耀洁:被迫离乡别土

被迫离乡别土

高耀洁

自2007年4月从美国领奖回来之后,我大多数的时间都用在整理这十几年来在艾滋病疫情调查所获的资料。

我对外界情况的了解也少了。不过,来找我的记者与艾滋病病人有增无减。2008年1月就有58个艾滋病病人来找我求助。

2009年3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法国驻华大使馆打来的电话,她对我说法国要给我颁发一年一度的“杰出妇女奖”。我没怎么听清楚,答说:“4月中旬,我要到上海参加《南方周末》举办的“中国梦践行者”颁奖典礼,到时我们可以当面详细谈。”对方回答说好。不巧,《南方周末》主办的这个会议典礼被推迟,我就没有去成上海。

1、离家出走

到了5月6日上午9时许,我突然觉得气氛不对。我的电话又出故障,打不出去也打不进来,计算机也出了问题。我去小区门外超市买午饭时,发现小区内突然多了不少陌生人。他们目光异常,使我回想到2007年2月赴美领奖前被软禁前的情形。我中午饭也没来得及吃,假牙也没来得及带,两手空空,只取出计算机的硬盘 (里面有许多数据),把硬盘放在内衣兜里,匆匆从小区后门离开了家。

我这次外出,完全是为了保住这些记录着艾滋病病人生命和遭遇的数据,不能让这些数据白白地消逝。2007年3月我赴美国领取“生命之音”奖时,尽管很多议员出面留我居住美国安度晚年,我坚持要回国,一是为了这些艾滋病材料,二也是为了我救助的爱滋孤儿们。没有想到,回来后还是不顺利。

我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非万不得己,不会只身出走在外,这次盲目外出,不知所从,只是为了把这些艾滋病疫情的数据带出, 留给后人。往日的著作一本也没有带出来,只有图片。

我80多岁了,离家行走,困难重重,苍苍大地,茫茫人海,何处是我栖身之地?离开家之后先到北京,又到成都,最后朋友把我安排到广州郊区,住在一个农家小楼上,天天修改书稿。此处离大学城很近,有不少志愿者和大学生来帮助我的工作和生活,每天都会有两到三人协助我,为书稿打字,这给了我莫大的安慰。

那时,我多次思考,多次流泪。我只是为弱势群体说话,救助他们,一切活动都是自费。有据可查的花销,前后共计一百多万元人民币,平时病人零用、孤儿吃饭等无法计算。我没有向政府要过钱,也没收任何人捐款,即便因情面难却收下钱,也会改日再把钱还他。比如, 2000年8月,北京爱知行基金会万延海来郑州给我送钱四千元,后来又寄来两万四千元,两次共计给我两万八千元。到2003年冬我从邮局寄给他3万,多给他2千元作为2年来的利息。

有不少人说:“别人争钱,你们撒钱。”我和老伴商量过,世上争夺遗产的事件太多了,不积存钱财以免子孙们闹争夺遗产的丑闻,世界名人曼德拉因遗产问题、闹得家人们四分五裂!我们把钱财用在抗艾滋病的工作上,在我们死后骨灰撒入黄河,一切就安定了。

我为艾滋病受害者呐喊,是一个医生的职责,为什么官方要对我进行各种打压、造谣、诋毁并限制我人身自由?为什么对我的工作中进行多方阻扰?甚至在农村疫区悬赏500元举报我,阻止我进入爱滋村?我往贫困地区邮寄书籍、衣物,多次大量丢失,我的电话经常打不通,出门经常有人跟踪。特别是多次利用医骗子对我进行围攻,在医骗子幕后,有官员或官员家属的支持,巩义市那两个医骗子就是依靠官太太的后台。官员和骗子勾结的事情太多了,如此种种,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我想来想去,不知哭了多少次!我权衡了利与弊。我想,本人若无声无息地死去,我手里的数据便石沉大海,而且外界一无所知。最后我决定出走。我托香港的朋友帮我联络,请他向我2007年在国外认识的朋友打了个电话,说我已经离开了家,无处可归,需要出国。7月中旬取得联系,7月下旬开始办外出手续。国外的朋友转托在美国的华人组织,请他们派人来接我。

有人猜测是香港智行基金会主席杜聪先生把我接出国门的。我这次行动杜先生事先并不知道。多年来杜聪先生帮助我很多, 我资助的爱滋孤儿早已转交智行基金会助学, 杜先生等诸位员工还经常去看望他们, 带领爱滋孤儿们参加外地夏令营。

离开国内时有大学生送行,临上飞机前,其中一位大学生送我到机场入口处。8月6日晚上十点离开了广州白云机场,途中三次转机,二日后抵达目的地,我的心中一块巨石落了地。接纳我的是山东同乡,住在他们家里,他们全家都对我的生活照顾得不错,特别他家的三个孩子给我增添了快乐。其他诸位帮我工作与生活, 如郭医生等,在那住了七个月,我很感谢他们。

2、抵达美国

我来美国前几个月,国内很多人还不知道我出走异乡,到了美国。上海复旦大学还邀我讲座,请看来信。

高教授:

您好!

有点意外。也不意外。

我昨天早上还跟小侯说,按她正常联系老师的进度,到时间跟您联系上课事宜。没想到,她就不用再联系您了。虽然我能感到,您若今年来沪能成行,那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我们能在这里听您讲课了。基于这一点,我想把精力留到12月上旬您的课上,只要有1%的可能就尽100%的努力最后去做。理由很简单,对于一个曾经在艾滋病村待过的人来说,如果不这样做,“那我还是人吗?”

书的问题正要跟您汇报一下。您的书这学期大约发出去了110本,因选课生较多。我这里刚好发得一本都不剩了,而按去年的选课情况本应可剩30本左右的。把您的书发给了学生,发完了,也就无愧于您那么大老远把书送到上海来的心意了。谢谢您还能把书再给我送过来,想来明年和以后还会用得着的。

想到您,我总会记得居里夫人说过的一句话:“真正的伟大,是那么的纯朴和善良。”

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您千万多保重!

高燕宁 敬上 
2009年10月20日

美国的华人多。有人多么富裕,多么会花钱,多么会阳奉阴违,多么会造假,利用中西文化不同,诈骗老外没商量。一切的一切,真令人一言难尽。我只好“自我封闭”,保住晚节, 不能和假货们混在一起。虽然在感情上中国官方伤透了我心,但我是个中国人, 对一切事情要实事求是, 不能为私利给中华民族丢脸。

国外的有些华人把国内的恶习也带了出来,宗派斗争、唯利是图、金钱至上,令人望而生畏。特别是身在国外的中国政治投机者们,想利用我的社会影响来实现他们想做的事情,不断地上门游说和电话骚扰,我实在讨厌他们的缺德无耻行为!

因为本人最讨厌做假。我只有埋头整理书本,出版书籍,留在后世评说,来度过我人生最后的时光。

我来到美国之后,常想到自己在出国前遇见的那些让我感动的人。我出国前见到的最后的一位记者,是上海的王记者。他在我最困难的时期,不怕压力,跑到开封找到我,并采访了我。出国后我的书,《高洁的灵魂》2011年在香港获奖,因为年老多病等种种原因,不能出席香港笫四界优秀图书颁奖大会,王记者还让他弟弟小群先生请人来为我制作幻灯片。他多次来信安慰我,我一直很感谢他!我们恐怕今生不会见面了,包括许多国内熟人和朋友。

2009年夏,我在广州郊区住了两个多月,因怕对他有不测的,影响他的前程,我没有去找《南方都市报》小周面谈。这是我本人最大的遗憾!

3、客居纽约

我离开家后,在国内外辗转多处,最后到纽约,这里生活环境很好。有很多好心人从国内来看望我,还有华人华侨,美国白人黑人,我昔日的学生和邻居们,纽约各大学的留学学生们,特别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来的很多,他们每周都有来帮助我干活、打字、回复邮件、聊天、甚至在我室内打扫卫生、煮饭等工作,还有抗爱工作者和爱滋孤儿们经常来信,对我是个很大的安慰。

更可喜的是美国的基层人员,和美国的政府官员,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们,其中包括前国务卿希拉里女士亲自接见(如图),还多次派人探望,来信慰问我,大家都很关心我的生活与健康。

与当时的国务卿希拉里合影

2010年3月,我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由外地搬往纽约,几年来多次生病、手术……因为身体原因,有纽约的中国留学生陪我居住。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们经常来看望我, 特别是懂中文的东亚研究所所长黎教授来的最多。我每次生病住院, 他都赴医院探视我, 为我的《镜头下的真相》写序, 在此致以深深的感谢! 这些关心和支持给我增添了信心,更促使我尽力做好艾滋病纪实工作,把书稿完成并出版, 让世人知晓中国艾滋病疫情,卖血、输血传播的真相。

这是我出版的有关艾滋病的书籍,有的书在国内出版,有的书在香港获奖,并译成英文出版。把这几年出版的有关书籍、汇集图如下:

图高耀洁有关艾滋病著作汇集图

我在纽约幸遇慈善机构和善心人帮助我,把我的生活安排得很好,解除了我的后顾之虑。还有很多朋友和陌生人关心我的生活。特别是纽约中国留学生们,在我工作与生活中帮助很大,因为我不会打字,多位留学生帮我撰写回复邮件,特别是学生们帮助我去医院看病,让我感谢莫铭。

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们也为我举办讲座,请我介绍中国艾滋病疫情。自身体康复以来,我总共做过三场讲座。中国艾滋病疫情的历史,令人感叹唏嘘。有公共卫生界权威专家将此艾滋病事件定位为“世界公共卫生史上罕见的重大灾难性事件”。各地爱滋疫情被隐瞒不报或少报,隐瞒了卖血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真相,艾滋病疫情被封锁了。十年、二十年时间,不少人不知道病名,更不知死了多少人。迄今爱滋疫情真相仍未能完全揭开。国内外很多人只知道河南有艾滋病,其实不然,全国有很多艾滋病传染者身份没有揭开。还有很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甚至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他们隐藏在茫茫人海之中,已成为鲜为人知的艾滋病病毒传染源。

4、暮年的乡思

我于2009年5月6日单身出走。若不是因为忧心被软禁后无法继续工作致使艾滋病数据石沉大海,在这无奈的情况下,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非万不得己,绝不会单身出走异国。身在言语不通、生活不习惯的异国他乡,每想起、谈起此情此境,泪水夺眶而出!最后记下我的思乡心情:

中秋思
中秋明月悬高空,  乡思独想在心情。
秋风秋雨多闹人,  北方飞雁往南行。
写于2013年中秋节

自古人生谁无死?我不怕死,我怕的是手头这些关于中国爱滋疫情的真实数据被湮没。写此文时我心情非常难过,但对我最大安慰是平生留给后人的二十几本书。本人己87岁了,身患多种疾病,无力支持工作,多数时间躺在床上写作。抓紧时间把数据写成书出版,让大家知道这些无辜者的遭遇。中国艾滋病疫情是人为的灾难,他们处境是非常惨痛的。多数患者由于文化水平低,说不出来,更写不出去,导致外界无从知晓他们的境遇。故此,我不得不为这些底层民众写出他们的冤屈和苦况,即艾滋病疫情的真相,记下这段特殊的灾情,由后人评说,这是我去国、离家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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