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绝不能让西方价值观教材进课堂”把袁部长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读者受众们困惑，若西方价值观不能进入校园课堂，那在大学中作为必修课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等政治课何去何从？而高校教师们则远不止如此这般的“困惑”，他们还有更多的问题丢给了袁部长。譬如在沈岿就提出了如下三问：如何区分西方价值与中国价值？如何区分诽谤抹黑与批评反思？教育部如何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方针？而站在袁部长一边的，是众多官方媒体。譬如光明网刊文《社会主义大学不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何错之有》为袁部长辩护；再譬如中国青年网评论员王海的文章《“沈岿三问”是明知故问》，虽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总归能抓住“包藏祸心”“搞乱”“搅混水”这样的关键词。

不过，“侠客岛”在文章《袁部长的难题中》解释道，不让西方价值观进课堂其实是一种误读，袁部长原话所指是“传播错误西方观点的教材”，这和“西方价值观”有本质区别，也就不能意味着我国教育将走向封闭，反而是强调了对于西方思想，我们应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然而，即使对袁部长的话语做了这样的澄清，“抵制错误西方观点”恐怕只是一句表面正确圆满却无甚意义的话。好比老师告诉学生“考试时候要把正确答案写在卷纸上”一样，让人挑不出一点毛病，但是难免让人不满地嘟囔几句，“谁不知道要写正确答案啊，有必要啰嗦这句么？”何况，不必说我国的大学校园会抵制西方的错误观点，西方的大学自身也不会允许错误观点进入教材。这样的澄清并不能简单地就将这场争论结束，而袁部长的话想要获得实际的意义，摆脱“正确的废话”的嫌疑，则需要告诉听众们，什么叫做“错误”，“错误”的标准是什么。

归根结底，袁部长说的还是一个老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教材要体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防范意识形态风险。这是一切正误标准的大前提。在在高中与大学教育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对于“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理解长久地停留在了马克思的理解上，视其为阶级统治的工具。阶级、统治、工具这样的语汇几乎可说妖魔化了意识形态这个很朴实的概念，这样的定义最容易引发的想象是斗争、危机、对立、思想操纵，但是“意识形态”的本来含义仅仅是“一系列的信念想法的集合；尤其指作为政党、国家或普通人行动的政治方面的想法”（根据科林斯词典），或者就如同《袁部长的难题》说的那样，意识形态“从潜在的层面讲，意识形态是对事物的一种理解和认知，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方式。 从显在的层面讲，意识形态主要是对现实政治生活的一种理解和认知。具体来说，就是你怎样认识这个国家、社会，还有政党。”可见，意识形态的背后并无什么血雨腥风，而仅仅是按照某种逻辑而集合在一起的、我们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和认知而已。

话说回来，这些必然存在着千差万别的“我们自己的理解”，通过是否符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或者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判断观点对错，靠谱么？

不同人的观点和理解为什么会产生分歧？一类重要的原因是，不同个体获得的信息不同，理解和认知能力不同，认识工具也不同，他们还可能带有不同的偏见，影响他们思考的结果。

这些不同的因素，会导致我们的认识与真实产生偏离。而我们自然不能不对这些偏离置之不理，我们有必要纠正错误，在一些情况下，还需要指出别人的错误，或者更进一步进行纠正。

但是，并非只有这些因素能够产生我们之间的分歧，即使我们有同样的理性能力，同样的认知工具，面对同样的信息，并且剔除我们自身的全部偏见和对自身利益的考量，我们之间仍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分歧，这就是合理分歧（reasonable disagreement）。1+1等于几的问题并不会催生出合理分歧，但是关于何谓正义、自由的价值、如何过“善”的生活等这一类关于政治、伦理的问题则恰恰相反。袁部长所关心的意识形态问题，恰好就归属于这一类会产生合理分歧的问题。（反过来说，对于正义、自由、善的生活、国家的理想模式等的思考所产生的每一个不同观点并不一定都属于合理分歧。一个人很有可能认为奴隶制度是合理的，或者将女性限制在家庭劳动之中是她们理应受到的对待，但是这样的观点往往会在进一步的举证、辩论、概念分析等过程之后被发现逻辑难以自洽。）

如果承认合理分歧是存在的，那么我们也会自然地接受这样的结论：并不是所有的观点都能够分辨出对错，那些与我们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并非别有用心，也未必愚不可及。我们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的种种思考，并不是一场漫长的考试，需要我们不断地给出唯一的正确答案。上帝也难以为我们判卷，何况是政府呢？

袁部长的讲话，实际上假设了一个合理分歧不存在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开放、言论自由、民主制度只能拥有工具性的价值（即它们自身没有价值，而是促进其他价值的实现），也就是说，欢迎外来观点的进入、自由的表达和公民参与政治决策的价值仅仅在于，它们能够促进正确观点的传播，消解那些错误观点（还记得密尔对言论自由的论证么？），或者多数投票得到正确决策的可能性更高一点。而一旦在某种条件下，开放、自由和民主未能使观念的竞争中，正确的一方取胜，一种严格而明智的指导、管制、教育就变得非常必要了。如果我们只能为开放、自由和民主提供工具性的论证，当它们作为一种“工具”没有那么有效时，就会自然而然被另一种工具所取代。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袁部长的难题》中，作者以政治效能（文中具体指民众富足，国家富强）来突破民主-专制二分法。一旦有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预设，无论专制、民主还是二者之间的任何一个状态，都是达成这个目标的手段。

不过，如果你还相信无论经过多少举证、论辩、说服，无论我们的理性能力最终如何接近，我们的讨论起点如何中立，合理分歧最终仍会存在，开放、言论自由、民主制度存在的意义就大大不同。它们不可能仅仅是某种工具，而是体现我们每一个人作为平等且能够理性思考的个体的尊重——它们是我们配得的尊重，它们的存在本身即是一种我们乐于追求的价值。而我们的思想，则更没有理由被视为工具，被塑造成“主流”的样貌，被投入一场意识形态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