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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缅怀,何须一较高下?

(图:刘彪摄)

悼念缅怀:何须一较高下?

善泽

歌手与院士辞世,皆是令人扼腕之事。自私一点讲,前者让我们的生命中少了一副灵动曼妙的嗓子,一个富有激情的灵魂;后者则让某个领域少了一位专家大师,让这个领域的后进们少了一位言传身教的先者。

国平这篇《请对“国魂”多一分关注》(原载中国新闻网,可点击文末原文链接查看),固然不忘夸赞歌手,强调对流行人物辞世的关切与缅怀,是“常识也是共识”。但文中一个“香消玉殒”,一个“国魂国士”,意在逼得人们操起那份沉重不已的自重与家国情怀,扪心自问:“在给予流行歌手铺天盖地般关注乃至某些媒体超越底线忙于偷拍时,是否可以停下脚步、分些时间,也多为…长期缺乏舆论关注和鼓励的学者点一个赞,道一声一路走好?”

但你若非要问我,何者的离去更触动我的心扉、让我更加难过?姚贝娜。一曲《红颜劫》,把痴男怨女在政治局谋与皇族命运下的渴望、抗争与幻灭,唱的淋漓精致。之后她颠覆传统的作品形象,一袭红恤牛仔走上竞技台,《也许明天》依然让人汗毛直立,技惊四座。很难接受,一个如此充满爆发力、又在笃定地寻找真我的灵魂,会这么突然地离开我们。尽管怀抱着复杂的感情,但我并不吝啬对大众传媒制作与传播者们的感谢:你们让好的作品能迅速家喻户晓,让再次寻找艺术生命的职业歌手,有机会把自己对明天的畅想,分享给更多人。

对于院士的离世,在拜读了他的事迹后,恐怕少有人不在心中产生敬仰与惋惜之情。一个专精学术、特立独行的学者,在一片我并不熟悉与了解的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引领或帮助了科技成长,其成果甚至直接或间接地改善了我们的生活——但诚实地讲,种种这般,都尚无法触及我心灵最柔软的地方,自然远没法让我产生某种冲动,去写一篇缅怀的文字、发一条动情的微博。我愿意在院士的墓碑前驻足,甚至手赠几朵小花表达我的感动与敬佩;但我无法在其墓前落泪,向旁人诉说他对于我的影响,以及个人的留恋与不舍。

人类感情的流露与宣泄,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被社会形塑,但到底蕴含了相当自我的部分。对于熟悉与欣赏的对象,因为切身的体验与付出心力的交流,人们投注更多的热情,施以更多的关注,并在其消陨之际留下更多的感伤与怀念,不仅是“常识与共识”,更是不可抗拒、难以编排的。职业歌手的不幸辞世引起看似“铺天盖地”(实则这种估计本身也非常好笑)的缅怀,刨去媒体的造势与推鼓,最重要的原因是音乐本身可以叩击灵魂,而流行音乐又最易浸入我们的生活,让听众与歌者在无需有任何面缘的情况下,依然能产生一定深度的情感对话。别离突然若此,听众何足忍?

无疑,这份“依恋”、这种情感的养成,源自一个相当自我的私人空间——它或许混沌、幼稚并难以言说,或许掺杂了念者自己建构的回忆与理解。但无论如何,源自这片领域的表达、行为与选择,都无法、也不应该由一种先见而显见的外力来操纵与指引,更无须与诸如缅怀“国魂国士”的宏大使命牵扯在一起——跟不用说相互对立,不予即夺。

放在四十年前,我丝毫不怀疑一位领导人的辞世会让众多民众发自内心地留下痛心的眼泪;而今天,纵是功勋再过卓著之人,为之辞世而恸哭、而愿在公共空间表达无尽哀思者,也无非是其生活与工作圈中的亲友,交际往来之间结交的同志。这便是为何,任一位名人或专家辞世,最能打动人心的怀缅之词绝不会来自宣传机器或命题作文,而往往来自其至亲挚友,或与之共事多年的伙伴。

这到底是一个社会走向成熟与诚恳的进步。

从院士的“特立独行”,“简朴专注”来看,他老人家自是看透了这点。那些被大书特书的事迹,大抵在院士本人看来,无非是某种人生习惯的延续与自主生活的当然表现。其实,(真正意义上)专业与职业人士最为看重的荣誉,与普罗大众的赞誉或崇拜少有关联,而系于其在“圈内”是否获得认可、其自身的工作是否能够留在本领域的历史之中,成为研究后进绕不过的经典。我想李院士最盼实现的缅怀,已经在他的家人、同事与学生的感念缅怀之中,获得了最好的实现。比起今日非要抬起“国魂国士”之论、甚至有”争抢“哀悼感情之嫌的那篇宏文作者,李院士的境界与洞察,又不知高明多少。

“铺天盖地”的网络悼念,的确是我们送歌手最后一程的真情表达;而墓前静静随风摇曳的小花,莫不能寄托对院士的敬重与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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