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琅琊榜》虚构了一个宏伟的世界，据说参考了魏晋南北朝。这个世界里充满刀光剑影，充满大国情怀与儿女情长，却又像一个美好的成人童话。

 

这里有美好的主公（靖王），不但心怀百姓、宽以待人，而且放弃了“狡兔死走狗烹”；有美好的朋友（靖王、蒙挚、蔺晨），推心置腹、肝胆相照，而且拥有共同的追求；有美好的恋人（霓凰郡主、梅长苏），天生丽质、典雅大度，愿意为彼此做出牺牲；还有美好的母亲（靖王之母），心思细密、虑事周全，而且愿意设身处地为孩子去着想。

 

最能代表《琅琊榜》的童话气质的，还是江左盟宗主梅长苏。他的演绎成全了“士”的童话。

 

余英时说：““士志于道”——这是孔子最早为“士”所立下的规定。用现代的话说，“道”相当于一套价值系统。但这套价值系统是必须通过社会实践以求其实现的；唯有如此，“天下无道”才有可能变为“天下有道”。所以“士”在中国史初出现的时候便有了参与“治天下”的要求。”梅长苏同样将“治天下”作为自己的抱负，他要通过自己的作为逐步挽回梁国政治的颓势，重塑梁国社会的价值系统，而辅助靖王登上皇位，并通过言行感染他不令其走上弯路，就是梅长苏实现抱负的重要手段。

 

梅长苏是全剧的核心人物，也代表了《琅琊榜》的典型气质。梅长苏是“静”的，他温文尔雅、知书识礼，是一个翩翩风度的君子。他的言谈举止时时刻刻都体现着“分寸”，即便在政治斗争中他也遵守基本的规则并掌握伤害的分寸，而在与他人的相处中，他也照顾着别人的尊严。梅长苏并不以服务君主作为自己行动的出发点，也不是单纯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创作者赋予他一种“超越”的气质,这也是他具有人格魅力、深深打动观众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梅长苏式的“士”恰恰是一种偶像，他能感染自己的追求者，让他们为了匡扶社稷、体恤苍生而前赴后继。

梅长苏，图片来自：https://movie.douban.com

 

《琅琊榜》的外壳是老套的，是一个被很多前人都演绎过的套路——主人公少时就遭遇巨变，而家国处于风雨飘摇的危险关头，经历巨变后的主人公有兼济天下、匡扶社稷的决心，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他必须扶助一位皇族，助其登上天子之位。而自己选择隐退或牺牲。但《琅琊榜》的精神内核是现代性的。在梅长苏的视角里，百姓不是君父的附庸，也不是朝廷的附庸，天下首先是百姓的天下，然后才是统治者，统治者治理天下是为了巩固政权，但更是为了还百姓清明。

 

梅长苏更愿意从民间立场思考问题，也和他的生长环境有关。梅岭惨案后他潜居江湖，有更多的机会贴近民间，也对民间疾苦有更深的体悟。

 

这种关怀民间的姿态其实在过往的历史剧中并不鲜见，但由于许多历史剧采用的是君主视角，是一个睥睨众生、自上而下的视角，因此关怀民间会与维护统治、满足皇权利益含混而显得暧昧不清，比如已经跻身经典的《雍正王朝》、《汉武大帝》。那是美化君父、塑造权威的故事。《琅琊榜》则放弃了以君主为核心的叙述视角，在《琅琊榜》的故事中，君主的分量只能算多极中的一极，以梅长苏为代表的“士”反而是权重更大的叙事角色，他连接了江湖和朝堂，也更加旗帜鲜明地站在民本的角度思考问题。

 

有意思的是，即便在皇族之争的焦灼关头，当沈追夜访靖王府邸，告知靖王旱灾灾情的严重性，以及过往太子、誉王主事赈灾期间对下级贪污舞弊的纵容，请求靖王务必要争取主事今年的赈灾一事时，靖王毅然答应此事，不惜冒着被君父猜忌争权的风险去争此事，要知道，靖王的惯常风格应该是“以不变应万变、后发制人”，这种主动去争是少见的。这个情节，也多少寄予了创作者对于皇族贵胄以民为本的朴素愿景。

 

 靖王，图片来自：https://movie.douban.com

 

如今我们都知道《琅琊榜》的结尾：

 

“由于梁武帝晚年的昏乱治理，南朝境内纷乱四起，已代北魏而立的东魏趁机兴兵南下，朝中一时竟无人能够领兵。为解国难，梅长苏不顾身体病弱，毅然束甲出征，仅用三个月时间，带领大梁军队一举平定北境狼烟，还大梁以和平安定。而此时的梅长苏，也煎熬尽了自己最后的一点心血，在沙场上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其实，梅长苏之死也是整个童话的一部分，他的死不会加强他的悲剧成分，恰恰相反，这种伤痛深化了梅长苏的传奇性和“精神偶像”的魅力。

 

我们可以发现，在剧中，梅长苏是早知自己时日无多的，而他虚弱疲惫的外表某种程度上也强化了他的将死之气，观众在观看《琅琊榜》时，潜意识已经预想了梅长苏的死亡，关键是：怎么死？以怎样的方式告别人世？创作者给出他们的回答，梅长苏死于安邦定国的征途，他已经成功完成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在最终以死亡的方式升华这种“奉献”。

 

这种归宿像诸葛孔明“星落五丈原”，但诸葛孔明是壮志未酬，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梅长苏的结局则更显美好，他的死让我想起海明威的一句话：“死在巅峰者最光荣。”梅长苏死在了自己人生的光荣时刻，所以我才说，这样的死亡也是成人童话的一部分。

 

中国古代的“士”有一种求死心理，对他们而言，为匡扶社稷而死好过苟活余生，也好过死得没有价值。这种心理在描绘“士”的影视剧中多有体现。《琅琊榜》中，梅长苏“重生”以后却赌命重上战场；《大明王朝》中，海瑞上天下第一疏，在家备好棺材；《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终究“星落五丈原”。即便“士”阶层瓦解了，这种心理依然有所延续，比如《北平无战事》中的曾可达、崔中石。

 

大抵中国的历史剧，描绘庙堂之事的占大头，其中又可划分为帝王剧、文臣剧、武将剧，以及兼而有之。帝王剧以帝王为核心，故事围绕帝王展开，如《汉武大帝》、《雍正王朝》；文臣剧以文人士大夫为核心，故事围绕文人士大夫展开，如《于成龙》、《大宋提刑官》、《大清粮仓》；武将剧以武将为核心，故事围绕武将展开，如《精忠岳飞》；而兼而有之者，囊括众生相，没有绝对主角，设置不同视角，如《大明王朝》、《走向共和》、《东周列国志》。后三者常流露“士”的精神，而帝王剧，往往以帝王的视角展开。在帝王眼中，“士”的求死是幼稚的、别有所图的，“士”应该多体贴君父，哪怕死不能有损君父的声誉或权威。帝王会用直臣，但更喜欢和老成谋国之人打交道。忠贞的“士”向往为心中信念、为社稷苍生而死，最初未必是他们轻生，或有不轨之图，而是他们把死看淡，认为生死不过平常事。比起残喘求生，不如经世济民，乃至献出生命也无妨。这种精神在春秋战国之世就已萌发，有志之士甘愿为知己者而死，甚至仅仅为一个承诺就毅然赴死。但他们不是全然不怕死，他们怕没意义、不是为自己的追求而付出的死亡，比如“狡兔死，走狗烹”；比如报国无门郁郁而终；比如遭遇天灾莫名其妙而死。相比之下，梅长苏式的死法实在是他们期盼的。这种“士”的求死心理演变到极端是为清名、直名而死，但如果全然失去这种追求，文人又容易风骨无存，沉沦靡靡之音，成为势利之徒。

 

宗城 | 微思客编辑

 

（编辑：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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