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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先生,我如果不同意呢?

        作者:刘彪|微思客传媒维护部(境内事务)部长,编辑
        11月9日,在特朗普当选为美国第45任总统次日,全美30个城市和14所大学即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而19日,数十万名韩国民众在首尔市中心举行大规模集会,要求现政府对“亲信干政”事件核心人物崔顺实问责,并敦促朴槿惠辞职。
        两个发达国家的游行示威刚刚开始,这边我们新闻滚动播出,急切地为其担忧是否会爆发新的冲突,不少人开始直接宣布普世价值的失败——毕竟选出了这样一位被人反对的总统,而普通人更疑惑的就是,在一个所谓“经济发达、制度健全”的社会中,为什么会采用这种大规模的线下对抗性活动。
        在“看热闹”的同时,我们可以反思,对选举制度的质疑,信息公开的需求,领导人渎职的问责是否没有建立检举、媒体曝光等足够的手段,还是这些手段早已经名不副实,成为了权力阶层软抵抗的方式,让我们活在了“楚门的世界”。
        托马斯·霍布斯在1651年出版的著作《利维坦》中曾描述过一个人人自危的自然状态,在这个人类最初的原始状态下,每个人都需要世界上的每样东西,也有拿取每样东西的权力,但世界上的东西都是不足的,为了争夺资源,就有持续的、基于权力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以至于这种状态下的人“孤独、贫穷、龌龊、粗鲁又短命”。
        相反,在社会秩序的另一端,出于对和平的需求,相互约束不断发展,就由自然演进为了社会。在霍布斯看来,社会就是一群人在一个威权之下,而每个人都将所有的自然权力交给这威权,让它来维持内部和平和进行外部防御,而这个主权,无论是君主制、贵族制或民主制,都必须是一个"利维坦",一个绝对的威权,才能对抗残酷的自然秩序。
        而如今,霍布斯描写的两个状态都摆在了面前,一边是希望被绝对服从的威权,另一边是这种显得“低级”的自然抵抗方式,但是在回答为什么“上街”这种被有的人看起来显得“落后”的方式会发生在制度健全高度发达的国家之前,我们先看看这种原始的抵抗是如何被社会规范替代的:
        一、私人缔约的产生
        在没有法律强制规范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刚开始通过私人缔约进行交易,这种契约的遵守强制力来源于内心的确认,而声誉则可以作为回报的条件,舆论让失信者同时丧失机会成本,形成了对于违反者的排斥力和惩罚机制,民间缔约优势在于无需大量外界成本,又使得交易成本大大降低。
        如果我们在一个小村落中长时间共同生活,长期的交往使得人与人之间处于一个长期博弈的状态,人们便会乐于遵守约定,诚信社会渐渐成为村子里的主要结构,因为人人都相信内心的自我规范可以为自己带来利益。
        二、私人交易的缺憾
        如果每个人相互间都能基于长期博弈而相互信任,那么诚信会使得我们处于一个和谐社会中,但是这种秩序建立时间长,破坏却很容易,如果国家无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外来因素就很容易打破扰乱这一切,同时我们如果观察落后地区的自由买卖场景,就会发现他自发性地暴露出两个问题:
        第一,这种市场经济是低效率的,每个人一旦要完成交易,必须完成买方或者卖方的全部任务,因为信任和信誉难以转让,有时候交易者甚至必须完成从采购到生产再到贩卖的流程。
        第二,由于没有强制规则,并不禁止人们买卖危险物品、淫秽物品,加大了道德风险。
        三、规范力量的引入
正是由于纯粹私人缔约的制度规范往往只能维持在一个小群体之中,而且完全通过诚信来维持秩序的制度安排也阻碍了市场的分工和技术的发展,为了保障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就需要引入法律以及行政力量,而最常见的就是引入司法制度机构和引入监管机构社会管理方式。
        论述完上面的内容,我们简单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经济发展的需求越急迫,行政力量就会同步越被需要,比如政府如果有运输通道和市场需求的调度能力就可以指导高价值作物的种植,引导产业转型,而自我组织能力可以不断被弱化。
        但是等等,朋友们。
        如果这样思考下去,你们就陷入了我的圈套,因为我建立了一个前提,那就是政府管控的力量和社会自我组织能力是反向的,这正是我们大多数人疑惑的人,面对这个问题时候的逻辑起点。
        然而事实上,这个逻辑并非完全正确,政府管控和自我组织可以运行不悖——强有力的立法制度本身不会导致自我组织能力的瓦解。
        如果大家坐台湾的捷运,就会发现它有很多的要求,不准吃东西、带宠物、吃东西、横躺,不大声喧哗,因为在引入捷运的时候,台湾政府为了维护好的运营,一开始就建立的非常严厉的处罚制度。
        同样为了鼓励知识产权,台湾对于“智慧财产权”的保护,令大陆人看来,简直令人发指,除了采取一般的对处于盈利目的的盗版印刷予以处罚,对盗版产品的购买都具有严苛的罚款制度。
        如果你细致观察,就发现在台湾,管理的事情真是太多太严格了,不过你很快就又会发现,在这里充满了自由,连总统府也是可以预约进去的。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呈现一种民众自给自足状态,政府可以禁止我做一些事情,但是你不能过多的限制我,在限制之外,我始终有自己的组织能力——严苛的法律下,社会组织和团体反而星罗密布。所以台湾人民一不满意就上街,2006年就有著名“百万人反贪腐倒扁运动”。
        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自我组织与政府管制,并不是非此即彼或者以全有全无的形式存在的,而是并行的。而所谓合理,不是只有全面管制也不是无政府主义泛滥,而是在在这个阶段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实现最大效率。
        而更重要的是,管制并不应该同步瓦解社会自我组织的力量。当政府以父权主义来指导种植的橡胶树的时候,却并不能阻止你种植香蕉树,经济可以发展,社会可以指导,产业调控和宏观指挥的力量可以强大,但是任何时候都应该允许质疑的力量和选择的权利。
        福特总统养了一只狗,叫做自由,自由在总统办公室方便了一下,服务人员立刻冲上去清理,杰里·福特,这位美国总统说,“走开,我自己来清理,自己的狗自己管,不该让别人收拾”。
        总统很忙,时间宝贵,有很多拯救地球的事情需要他去做,福特也不是个多体贴的人。相反,正是有人经常说不,让他们知道了权力的界限在哪里。
(编辑:k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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