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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伯克利山丘眺望辽远的美洲大陆

谢昊 | 微思客传媒撰稿人

当我们早上八点来到戴维斯的火车站Amtrak Station时,周围一片冷清。没有验票,没有安检,甚至找不到一个工作人员,只有零星几位乘客在铁道旁候车。这不禁让人回想起两天前这里载歌载舞的热闹景象。

每年开学季,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C Davis)的学生都会举办Pajamarino睡衣大游行,今年已经是第104届。人们身穿奇装异服,敲锣打鼓,从学校的中心公园游行到火车站。年轻人释放自由天性,不少中年人也身穿戴维斯的文化衫,带着伴侣和孩子加入游行。小孩追逐打闹,老友共叙旧日情谊,整座车站一派欢乐祥和。

来戴维斯交换已经半个月,法学院课程繁重,一直没机会出去走走。这个周末我们终于得闲启程,去同属加州大学系统,号称美国公立大学标杆的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参观。

湾区列车Capitol Corridor准点发车。随着逐渐驶离戴维斯小镇,人烟越来越稀少,目力所及都是荒地和野草,正是电影里典型的美国西部景观。

由于地中海气候的影响,加州全年阳光强烈,降水稀少。刚到伯克利,却下起了罕见的大雨。好在有相识的朋友接应,我们不费周折地进入校园。

第一站自然是伯克利的法学院。走进法学院大楼,显眼处挂着知名校友厄尔·沃伦(Earl Warren)大法官的巨幅画像,过道还陈列着他的生平事迹和个人用品。沃伦从律师起步,曾三度担任加州州长,现在声名卓著的加州公立大学系统正是由其在任内建设。1948年大选,沃伦作为热门候选人杜威的竞选搭档惜败于杜鲁门,与副总统之位失之交臂。不过作为法学院毕业生,沃伦一生最高荣誉莫过于接受艾森豪威尔的延请,担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在其任期内,最高法院作出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判决。包括裁定公立学校种族隔离违宪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重申言论自由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以及确立米兰达警告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法槌声声,切实塑造着当代美国的法治进程。

下午经同行王姓朋友联系,一位在这里交换的大三师妹冒雨赶来。一行人登上有百年历史的伯克利标志性钟楼Sather Tower,俯瞰整座校园。可惜烟雨迷蒙,只能依稀看到极具设计感的建筑系大楼和山上的劳伦斯国家实验室。

从钟楼下来,不远处就是馆藏仅次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东亚图书馆。为纪念杰出的华裔校长田长霖,其退休后这里被命名为田长霖东亚研究中心。师妹常来这里自习,轻车熟路带我们入馆。

期刊杂志处陈列了中日韩三种文字的刊物。中文分区里,除了《新华文摘》《瞭望》《人民文学》这样的严肃资料,最新一期郭敬明《最小说》也赫然在列,让人不得不佩服馆方不拘一格的开阔视野。

前面是大陆各地官方新修的市志和县志。稍一搜寻,家乡遂宁市三县两区悉数在列。其中射洪县志由四川大学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详细记录了建国以来射洪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所谓盛世修志,大陆近年来的修志热潮为西方提供了新的观察窗口。

相较于戴维斯主图书馆Peter Shields Library,东亚图书馆各领域收藏之全面可谓叹为观止。因此,张爱玲能在这里找到脂本《红楼梦》也就不足为奇了。

1969年,张爱玲离开波士顿,到伯克利接任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一职。为了给自己多保留写作的时间,她选择接受兼职工作(part-time job)。一直到1972年定居洛杉矶之前,张爱玲的写作重心都放在《红楼梦》的考证上。

而当张爱玲在东亚图书馆潜心研究红学时,一场言论自由运动正以燎原之势从伯克利延烧向整个美国。

1964年秋,不顾校方严禁政治结社的规定,一个名叫Free Speech Movement(FSM)的组织在伯克利成立。后来因名言“绝不信任三十岁以上的人”(Never trust anyone over thirty)家喻户晓的杰克•温伯格(Jack Weinberg)因为拒绝出示身份证明坐在行政大楼的椅子而被校警逮捕,由此引发全校范围的示威抗议。马瑞奥•萨维欧(Mario Savio)在这场运动中脱颖而出,带领学生取得了校方废除集会结社的禁令的阶段性胜利。

不过,美国政府秋后算账,派FBI跟踪马瑞奥•萨维欧十年之久,罗织大量罪状,指控其与共产主义有染。但这与他收获的国际性名声相比,似乎显得无足轻重了。

六十年代末,运动从校园传入社会,与黑人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妇女权益运动等合流,汇成风起云涌的抗议大潮。尽管今天伯克利大部分的学生已经不热心政治运动,还是有一小撮人坚持发扬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

从图书馆出来,我们有些疲惫,在师妹的推荐下来到一家咖啡馆坐下休息。碰巧的是,这家咖啡馆名为言论自由咖啡馆,正是为了纪念学运领袖马瑞奥•萨维欧。室内四处悬挂着当年学生游行示威的照片,介绍咖啡馆的创立由来。

还有时间,我们决定去南门外的Moe’s Book看看。这家独立书店是当年学运的重要策源地,创始人老莫Moe Moskowitz亲自参与言论自由运动和反越战运动,甚至不顾宵禁政策坚持开门营业,庇护政府眼中的动乱分子。作为参加抗议运动的代价,老莫在商业许可和城市美化等事项上受到当地政府多方刁难。

这家书店不仅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也是伯克利的重要文化地标。电影《毕业生》(The Graduate)中,男主角正是坐在对面的Caffe Mediterraneum咖啡馆等着在伯克利就读的心爱的姑娘出现在书店。

不远处的人民公园(People’s Park)是流浪汉和瘾君子的根据地。我们东张西望打扰到其中一位,他猛地起身朝我们走来,双手竖起中指,口中念念不断着four-letter word。我们想起昨晚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立即识趣地扭身离开。

半个世纪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这块地本属学校所有,为了不至于荒废,学生和市民带上草皮、花朵和树苗,自发建设起一座安逸的公园。而当学校准备开建停车场时,学生已经在这里搭起帐篷,唱歌跳舞,自由集会,发表演说,反对将这片生机勃勃的公共空间变成无趣的停车场。

时任加州州长,后来以反共立场闻名于世位的未来总统里根当机立断,决定武力清场,不让这里成为“共产主义的同情者、抗议者和乱交者的天堂”(a heaven for communist sympathizers, protesters and sex deviants)。

1969年5月15日,是载入伯克利校史的“血腥星期四”(Bloody Thursday)。政府动用坦克、直升飞机和催泪弹强行清场,一名学生在行动中弹身亡。5月30号,仅有十万人口的伯克利小镇聚集起三万人的队伍进行和平游行,打出“让一千座公园绽放”(Let A Thousand Parks Bloom)的口号,纪念这位殉难的学生。

不过,望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来自波兰的流亡诗人米沃什感到十分厌倦。他亲身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目睹家园横遭兵燹。当故国被前苏联的铁幕笼罩时,他选择肉身翻墙来到美国西海岸任教,并于198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深知,在太平洋的另一端,追求自由往往需要付出远为惨重的代价。而当伯克利的学生走上街头,实践他们的反叛精神时,他们安全地令人嫉妒。

天气晴朗时,米沃什会登上学校后面的山丘,眺望远处的圣弗朗西斯科湾和金门大桥,写下这样的句子:

“从伯克利山丘放眼海湾、岛屿和城市的摩天楼,它们壮观而清冷。这是美洲大地典型的景观。犹如人与人之间疏远的关系。”

“The view of the Bay, the islands, and the skyscraper city seen from the Berkeley hills is spectacular, but lunar. Like the quintessence of American spaces and the alienation of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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