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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计生与中国政治转向

“人口万花筒“下的中国政治生态万象——后结构范式下美国的“中国解读”

杨松林

大家是否已经看完《纸牌屋》第三季?下木成为总统后,其外交政策的一大改变,就是中国“对立”色彩的不断减弱;相反,俄罗斯却再度成为美国的“最危险敌对国”。俗话说“戏如人生”,这种微妙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当今美国社会对中国态度的转变。从学界(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Francis Fukuyama: The Origin of Political Order )到智库(兰徳公司著名的《中国与全球化》Rand: China and Globalization))再到政府(奥巴马:美国欢迎和平繁荣的中国 Barack Obama: US Welcomes Peaceful, Prosperous China),美国的“中国解读”似乎越来越偏向乐观,旧有的“中国威胁论”影响力也相应不断减少。这种乐观情绪源于何处?是否准确?中国政府应如何应对?这些看似显而易见的问题,却因为过度宏观,缺乏一个具体角度的切入,而容易陷入空谈,不具备说服力。

福柯的“统治术”(Governmentality)理论,也许能在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来自于后现代的,区别于传统政治分析的另一种思路。

一、福柯与中国研究:后结构分析范式中国解读上的优势

法国著名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福柯,在其学术生涯中从未停止对于政治与社会议题的关注。从1972年《形式理论与制度》开始,福柯不断为其宏大的理论体系注入新的思想。《惩罚与规训》里对于现代化前统治形式的研究,《知识考古学》对历史断层的肯定,再到《必须保卫社会》开始思考现代化社会的统治形态,最后《安全、领土与人口》里提出“统治术”理论与“生命权力”,其社会政治分析的理论体系得以搭建完成。概括来说,福柯社会政治理论的核心,就是以人口为切入点,通过人口政策的转变展示一国政治形态与制度变迁。

统治“Governance”的词根“gov-,govern-”来源于古希腊,带有“Steering”,即“控制与治理”的意涵。在英语与法语语系中,其语义表达与民族国家兴起这一历史事件结合后,原有较为宽泛的内涵得到外延,特指一种“主权-国家”(sovereign-state)的控制手段。伴随着现代性的崛起,原有的外延语义在不断的实践中取代了旧有内涵,而由此,原本“统治”具备的多元性、多层次和中立宽泛性假设被排除,“Governance”也由此,成为了一种“国家为主权而独有的控制手段”。(类似这种语义“霸权取代”的例子层出不穷,通常取代会在跨语境实践中产生,尤其是翻译行为。这一点索绪尔、乔姆斯基、布迪厄都有具体表述,这里一笔带过)

展示了这种语义取代后,我们就能明白福柯“统治术”的意图了。很显然福柯对于这种词语的“霸权”十分敏感,早在学术研究初期,他就曾在代表作《词与物》中表达出“这种符号取代与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暴力暧昧相关”的类似观点,甚至还加以“话语霸权”(the hegemony of discourse)的抨击。既然如此,除了展现和批判现代性暴力外,福柯也期望能使用未被取代前的,更为全面的”统治术“概念,来分析当今国家政治生态的丰富性与多元化,由此跨越旧有范式研究的局限性。
那么,“人口”(Population)为何会成为福柯”统治术“理论的核心?简单来说,“统治术”作为一种跨越传统“主权-国家”权力分析的全新范式,可以展现出更多层面上权力的运作方式:传统直接或间接的国家政府统治权力、具有“调和”(intermediate)性质的社会参与权力(也就是不同背景的公民对同一问题进行讨论的公共空间及产生的权力)以及个人自我规范权力,这种类似于“国家-地方-个人”的权力分析,虽然在不同领域都有展现,但只有“人口”的展现方式,是直接而全面的;更为关键的是,对人口的治理研究,通常是以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权力分析角度展现;而这种“生命权力”,本身就比局限性的“政治权力”分析更具普遍性。所以,以人口看政治生态,自然更全面。

换句话说,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如果按照旧有的分析方式,将很难得到全面把握。举个例子,仅仅以“右倾”来标签化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我们就无法认识其人口政策以及背后整体政治制度中,对于国家权力前所未有的强化;与此类似,同样采取放宽人口政策,毛泽东1962年后的诉求与当时政治环境和胡锦涛时期就有极大差别,这显然无法以单一“左右倾向”来衡量。而通过福柯的展示,相似政策的不同目的、造成的不同影响、以及参与政策执行主体的多元性都能成为被考虑的因素,一些原有分析中被故意或无意遗忘的因素也能得到解读。简单来说,如果能以福柯的分析角度出发,我们便能对一些具体的政策进行体系化的解读,而不是单纯按照旧有说法,认为加强政府控制/激进等同于左倾,而减少政府控制/保守等同于右倾。

二、人类学与政治学的跨界尝试:生态应为制度性与情感的结合

哈佛大学人类学葛苏珊(Susan Greenhalgh)教授,长期从事中国人口政策的人类学调研,关注于意识形态符号通过制度表达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心理、行为与思想上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韦爱德教授(Edwin A. Winckler)则是著名的中国人口制度专家,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顾问、美国国务院政策咨询专家、中国计划生育委员会顾问,其对于中国人口的制度学分析非常具有代表性。两者合作完成的这部《Governing China’s Population: From Leninist to Neoliberal Biopolitics》,甫一问世,便在西方引发巨大关注。学界尤其重视二者在政治学与人类学的跨界实验,认为这种结合可以将政治生态的全面性展现出来,不仅具有政治学对政权能力(regime capacity)分析“从上到下” 的视角,也包含人类学“生命权力”(Biopower)分析的“从下到上”的视角,更改进了过往研究对于制度形态具体对于大众影响认识的不足,完成了“为制度分析注入情感”的任务。
由人口政策变迁的角度出发,两位在西方鼎鼎有名的学者展现出了中国由列宁主义基调下“毛主义”到“斯大林主义”再到“改革主义”的变迁过程(Leninist “Maoism-Stalinism-Reformism”)。这本书总体上需要面对两个主要问题:1、评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书本使用的“中国的列宁主义”)? 2、评价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与过失。这两个问题在传统的美国“中国解读”语境中,都是依托简单的“功过对比”的二元模型(dichotomy),而缺乏对于这种功过衡量标准差异的反思。在两位学者看来,在经济与生活层面的功,和在行为与思想层面的过,都需要加以总结和反思,而不是出现类似刘禾(Lydia Liu)所描述的“为了宣泄情绪而比较”。

在这两个主题的解答诉求下,两位学者的跨学科分析,成功建立起一套政治模型,展现了一个十分宏大的政治生态转变图景:即中国政治在毛泽东统治时期从“斯大林主义”到“毛泽东主义”转变,邓小平时期在“斯大林主义”左右徘徊,到江泽民朱镕基时期向“改革主义”转化,直到胡温时期不可避免地朝“列宁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转变。但在我们进一步论述他们如何通过后结构分析来印证转变前,首先我们还是要了解“毛主义”、“斯大林主义”、“改革主义”三个概念的具体定义。

“毛主义”“斯大林主义”“改革主义”分别置于政治形态分析的左右两端。其中“毛主义”包含了两个倾向:极左的“革命倾向”(Revolutionary Current)与偏左“动员倾向”(Mobilization Current),“斯大林主义”则是中左的“官僚倾向”(Bureaucratic Current)与中右的“专业倾向”(Professional Current),而改革主义包括偏右“社会倾向”(social current)与极右“市场倾向”(Marketizational Current)。看似还是左右的划分,却内化了更多的复杂性。其中往左右两端的趋势都是“去政府”,但左端强调意识形态趋向,以人民取代政府,形成类似“人民公社”的无政府状态,。而右端代表着以市场取代政府的倾向,也可以说是政府的“制度化”与“去人性化”,到了极端的新保守主义者,进一步反对政府的人格化,和极左一样,极右也会出现类似“无政府”或者“小政府”的趋势。

在此书中,通过对人口政策的全面解读,两位学者发现在毛泽东统治时期,中国的人口政策在顶层设计中出现了“严格控制-宽松-严格控制”的摆动,但这样的摆动背后,是政策制定者从“多人到个体再到人民全体”的过程,从政策制定者的参与程度出发,韦爱德得出了毛泽东时期从“官僚到动员再到革命最后回归动员”的过程。而葛苏珊则在农村与城市不同参与者在这种政策变迁中的反应和斗争,印证了这种分析的相对准确性。同样的道理,两者在邓小平、江 泽 民与胡 锦 涛统治时期以顶层设计中“政策制度者的参与程度”和底层影响中“权力构建者的参与程度”结合分析,得出了邓小平回归“斯大林主义”与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全面“右倾”的结论。除此之外,葛苏珊的分析表明,人口政策的现代化转变,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表现出一种中国统治形式的“雄性”倾向,旧有的性别、城乡的不公平被进一步拉大,不仅在宏观层面出现了男女、城乡比例的失调,在微观层面,固有的“男权思维”与“城市思维”得到进一步的确认,而现代兴起的“女权”诉求与“农民工”诉求,更是将这种女性、农村群体的弱势地位确立下来。这种思维对于大众心理、行为与文化的塑造起到深远而持久的作用,不仅造成了许多悲剧,同时也成为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阻碍。最后,他们还做出了对习近平时期政治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期许和预测,强调中国进一步制度化改革、取缔旧有过时“直接控制性”政策(比如计划生育、比如城乡户籍差别)、公共空间的建立、对于制度化建设中问题的纠错机制(多元化监管与政策自我修正)的倾向。由此,我们便可以了解,美国对于中国战略地位的分析解读中,出现的“乐观化”倾向的真正动因。

三、毛泽东时期:从官僚回归官僚

毛泽东时期的人口政策,经历了多重的转变,概括的说,是一种“严格控制-宽松-严格控制”的变化形态。从1950年开始,除了在“大跃进”后出现的恢复期与文革的“失控期”,中央对于计划生育的总体严控要求并未改变。1950年的《婚姻法》,旨在通过解放女性获取生产力,同时提高生育年龄,改善医药设施环境;而到了1954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颖超等国家领导在相互的书信中,均表现出对于控制人口的急迫性要求;1954年12月,刘少奇负责召开了第一次关于“计划生育”问题的党内正式会议,明确提出“节育”要求;随后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召开了四次会议具体讨论节育方案,最后达成“赞成适当的节育”共识,随后开始着手相关政策。

大饥荒导致了人口锐减,生产受到极大创伤。为此中共开始鼓励生育,这种政策在文革发生前夕受到遏制;但因文革时期政府系统的全面瘫痪,生育率意外直线上升。这种情况直到1969年党的十大才得到缓解。随后,无论邓小平还是四人帮,都开始诉诸官僚的力量进行生育的控制工作。但直到1978年,全面而系统的计划生育政策才得到完整的制订,并通过“计划生育政策之母”栗秀真负责具体执行。
如果仅仅从上述的变迁出发,我们很难将政策的转变定性为左倾还是右倾,因为文革后期的严格控制政策与大跃进前期的严格控制政策区别不小。而如果按照福柯的角度出发,以制度制定的参与者为衡量标准,我们就能发现,大跃进前期的严格控制,参与制定的主体已经集中在具体的个人(也就是毛泽东)身上,而文革后期,政策的制定重新依赖于官僚系统。以这样的角度看,毛泽东时期的政治生态,便出现了一种“官僚倾向-动员倾向-革命倾向-官僚倾向”的转变。

而从下层的表现来看,受早期官僚倾向影响,人们以一种被控制的方式去接受“科学”、“民主”的定义;而在逐渐的革命化倾向下,这些概念对于人们行为的改变程度减弱,人们获得了更多的解释权,现代性的威力也因此被削弱。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科学”“民主”的定义看似收归红宝书,实质上解释权被不同派系所差异化,这种极左的生态环境下,现代性的“话语霸权”几乎消失。(这里并不是一种对文革的赞美,相反,许多学者认为,当市场化到一定程度后,通过自主的纠错机制,话语霸权一样可以得到消解,正如西方社会的后结构倾向一样)

总的来说,毛泽东统治下的政治生态环境,在官僚、动员与革命倾向中不断徘徊,这种徘徊,也显示了中国在逃离传统“西方现代化建设”中的矛盾与路径,此时的中共政府急于走“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道路”,但缺乏经验,因而最终回归官僚的诉求,但在这种不断的钟摆中,人口问题却因此成为了阻碍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首要问题。

四、邓小平时期:斯大林式摇摆

人口问题是改革的首要障碍:这体现在城乡人口比例失调,男女比例失调,人口总体数量大,质量低,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系统的不规范等种种方面。于是,邓小平借助于国家官僚系统的力量,用一种几乎是强迫(mandatory)的方式开展“计划生育”政策。在他的领导时期,这种依靠政府为基础核心力量,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方式几乎没有任何改变,虽然在80年代后期出现了“专业倾向”,从而来到了政治形态的“中右”面。但这种转变后来受到遏制,最终回归到了“中左”。

所谓的“专业倾向”,与“官僚倾向”同属于“斯大林主义”,也就是依托于国家官僚系统的力量推行政策。但与“官僚倾向”参与者较为单一不同,“专业倾向”的斯大林主义,地方获得更大的自主性,不同的社会力量都有机会参与到政策执行中。比如胡耀邦时期,就出现了国家规范的平民或“贫民”化倾向(The Peasantization of State Norms),这一阶段在乡村层面出现更多的柔性“谈判”的方式,而不是邓小平前期无任何讨论空间的“强迫接受”(The Forceful Imposition)。有意思的是,在这一阶段,官方的记录显示农村女性获得了“少许的开心”(Small Happiness),但至少比前一阶段更为喜悦。由此可见,此时政策的“专业倾向”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参与度,但这种社会参与度仍然建立在官僚系统的推行上。
相比之下,“官僚倾向”的政策推行,强迫性更强,谈判空间更少,无论是邓小平执政早期“强行节育”、“重罚超生”的要求,还是后期杨尚昆加强“生育控制”的提法,不仅在宏观层面树立了官僚系统的权威,更在地方造成了对统治集团的恐惧。更为细致的是,由于“结扎、避孕”的行为通常针对女性出发,这在无形中更加造成了雄性威权的现象。统治集团的雄性化,与地方的“男性主导论”结合,女性、农村群体等弱势群体在行为、意识上受到了极大的危害。某种程度上,高耀洁的“艾滋现象”,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后果。

总的来说,邓小平时期,中国的政治生态在“中左”和“中右”徘徊,但却一直坚持官僚系统的主导作用。这一阶段,国家-地方政府的权威得到空前加强,社会参与度不高,包括“邓小平”作为官僚系统代言人的符号宣传,都在那个时候达到了巅峰。但国家在文化与意识形态上对个体造成的影响,直到今天还在延续,对于现今“女权主义“,“环境保护”、“城乡建设”、“食品安全”等公共议题的讨论有直接的影响。

五、江胡时期:向右转,齐步走

而在后邓小平阶段,“去官僚化”的倾向,全面化、制度化改革的诉求开始兴起。这些诉求,显然和邓小平时期人口政策的问题息息相关;这些问题,有的是制度本身的漏洞,但更多是执行上的缺陷,比如政策参与者的单一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牵涉到了以人口为核心,与其相关的卫生基础设施、环保与健康、媒体宣传、城乡差异、产业发展乃至官僚系统自身的多方面后果,无论是政府、社会还是个人都受到极大影响。旧有强迫性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贵为基本国策,但在在很多方面已落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为此,全面的市场化、制度化改革,对人口政策的制度化更新,从江泽民执政时期已开始酝酿,而到了21世纪初期,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对于制度更新的诉求,更加速了这种全面化改革的进行。它的推进,在各个层面都与今日的中国政治生态有直接的关联。

所谓的全面性改革,不仅包含了政府系统内部全面、多部门、上下间的参与,同时在公共层面,专家、公民、媒体、知识分子等不同参与者都在不断讨论,这种讨论形成的权力,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决策的制定与实施;而在个体层面,每一个人对于现代性“科学”、“民主”概念认知的“目标趋同”,也造成了“科学民主”话语霸权。
这种全面参与决策,多种权力参与执行的政治生态,按照两位学者的定义,应该为“改革主义”,包括“社会倾向”与“市场倾向”,两者的区别如上文所言,主要集中在参与主体中,政府作用的大小。在社会倾向中,政府依旧较为重视自身的作用,但相比于“专业倾向”,政府的社会意识更浓。(比如说前一段时间的“服务型政府”诉求,就体现了这种转变。)而到了市场倾向时,政府的人格化作用被极大削弱,市场规则、法律条文的倾向性更强,这种较为接近西方“新自由主义”形态的政治生态,在两位学者看来,正是对中国当今社会的最佳概括。而它的最终形成,和江朱时期与胡温时期的两次“右转”密切相关。

具体到人口政策上,在江 泽 民时期,出现了宏观与微观的两种转变。宏观层面上,1998年开始中国的人口政策就从“强制计划”(mandatory planning)向“引导计划”(guidance planning)转变;到了2000年后,这种“引导计划”则启动向“指示计划”(indicative planning)的改变,也就是如今日信息化的“计算-预测”方式,而这种预测,较毛邓时期的人为设定更为科学。而在微观层面,对人口控制的执行不仅实现了从直接要求到间接规范的转化,甚至到了后期,开始向“解除管制”(deregulation)转变,也就是所谓的“去计划生育”趋向。

到了21世纪,依托全球化的背景,人口政策开始更加注重质量,政策开始向基础设施、教育水平、食品卫生、环境保护、性别比例等方面倾斜。此时的人口政策被要求与国际接轨,对人权诉求较高。一次,一系列的社会政策得到了开展。胡 锦 涛时期,国家开展了三个方面的改革:

1、策略型的计划(strategic planning),通过全面科学的调研,制定中长期的发展规划。由于中共本身无法独立完成这种规划,因此专家、知识分子与社会力量都开始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当中,由此形成了政府报告制订的多方参与形式。

2、制度从“惩罚性”到“兴趣引导性”的转变(from reliance on negative penalties toward positive rewards“interest guiding”),更加强调鼓励和非直接的引导,而不是一种直接强制的惩罚制度,这对于未来中国社会的法制化建设意义重大。

3、调整性别比例失调(correcting distortions in sex ratio at birth),这是一种对旧有国家政府“雄性化”倾向的转变,强调柔性治理,通过扩大媒体的自主性,以及完善教育系统等措施,提升制度的“质量化”要求,包括女性等弱势群体的地位将因这种公共空间的扩展而得到改善。

这三方面的政策,不仅在人口制度,更在整体的政治生态中奠定了改革的基调。全球体系下对于“质量”的要求,从物化的“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改变,到政策上灵活多变与制度创新,影响持续至今,换句话说,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进一步改革,在胡温时期,已经确定方向。

六、反思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统治术”影响:人类学与政治学的二重层面

人口政策的变化以及其背后代表的中国政治生态的迁移,到底对中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该如何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两位学者在建立以列宁主义基调下“毛-斯大林-改革”框架内“革命-动员-官僚-专业-社会-市场”六大倾向的模型后,尝试以“政治学”与“人类学”的两个层面,反思对中国的影响。

在人类学的层面上,中国的人口政策造成的社会影响是深远持久的。这主要体现在加强了在民国现代化建设时已经存在的城乡与性别差异。这种差异对于大众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的“男性倾向”息息相关。无论是心理暗示还是文化想象,弱势群体在政策推行中注定受到利益损失。在笔者看来,这种损失有很多是违反人权的,但在今日“改革必然会造成部分损失”的所谓“科学化”论调下,被合理化与消解。但这种塑造了当今人类行为与思想的作用,影响持续到今天,对其全面的反思,而不是以“科学”的名义逃避,是十分必要的。
而在政治学层面上,中国人口政策对于加强中央的力量作用十分明显,而且中央拥有对于“科学”的权威解释权,在这个层面上,列宁主义并没有因为市场化改革而削弱,而开始以一种更为柔性与非直接的方式加以统治。而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转变,自主管理的意识得到了空前的加强。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层面上,中国寻找得到了一种全新的联系,在全方面进行全球合作,向全球的“新自由主义”形态转变。

总的来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直观的层面取得显著的成果,但在更深的层次遭到了极大的危机;但与此同时,这种危机也为国家进一步的改革奠定了基础。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其他国家的现代性逻辑大同小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显然在这里得到了印证。

七、未来中国政治生态预测

以人口出发,两位学者将对中国发展的“乐观情绪”展示在了他们的预测当中。对他们而言,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预测,仅仅是一个变化时间长短计算的问题(mapping out the timing of changes),而变革内容的框架已经得到了确认,包括与人口相关的经济、社会、政治变革,在总体趋势上得到确认。

人口数量(Quantity)层面:微观角度上中国政府会继续规范个体的生育行为,包括避孕、绝育,但这样的规范会更为创新;宏观角度上最重的人口规模会在2030到2050间达到稳定,但具体是哪一时间,要根据中国政府的具体经济政治诉求决定。

人口质量(Quality)层面:微观角度上对“劣质生育”防范更加严格,与此的医疗系统、基础设施、教育环境、粮食安全、媒体宣传都将得到完善;宏观角度上人口结构将得到进一步改进,性别结构会进一步转变,而未来可能的老龄化趋势与由此产生的失业问题,也将在中国的政策制定中得到预防。

人口区位(Location)层面:微观角度上移民与持续寻找工作的人将引发在治安、监管、社会设施、城乡关系的进一步改良;宏观角度上农村和城市人口比例会进一步得到调整。

概括的说,中国将更依赖于市场化的变革、公共空间的扩展与广泛社会参与、法治社会与制度化变革,从而对经济发展遗留下来的社会、环境、福利、治安、腐败等问题予以打击,更加注重人口质量,人口政策与卫生、环保等多方面的结合更加深入。未来一段时期,中国政治生态的进一步“新自由主义”倾向不会改变,比如说,在人口政策方面,旧有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会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科学的“预测-执行”程序。一旦发展顺利,进一步右倾的“新保守主义”及“高福利倾向“也不是没有可能。

(图文编辑:刘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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